刘文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史上是最具代表性的主流美术的杰出画家。他一以贯之地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黄土高原农民群众的生活之中，以现实主义精神塑造陕北农民的艺术形象，表现战争年代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陕北的英雄业绩，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被称为“黄土画派”的带头人。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坚定和执着，无论是“文革”前他初到陕西的日子，还是“文革”中那灾难的岁月，或是现代新潮派冲击中国美术的风云之时，他都不曾改变自己选定的艺术信仰。就像他始终选择穿戴五六十年代的中山装、干部幅那样，假如他换上西装或披上袈裟，倒显得滑稽起来。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本来是最具共性审美特色的画家，因为许多人改变或调整了艺术观念，他的持之以恒反而成为个性特征。就像在那服饰千姿百态的人群中惟有他着中山装那样，他宁肯这样光荣地孤立着，也不随波逐流。1964年的水墨人物画《祖孙四代》是刘文西艺术的至高点，也是他的代表作。他在该画中，以粗朴有力的笔墨塑造了黄土地上四代人的群像，并以巧妙的构思寓意了四代人同土地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当时最具创新意识和时代感的作品之一。它的意义对于刘文西是重要的，对于整个当代人物画史都是重要的。当蒋兆和等老一辈画家已经完成了创立直面人生的现代人物画的使命，也同时推动了深入农村生活的条件时，继续拓展中国人物画的重任必然地落在了新一代画家的身上。刘文西通过《祖孙四代》这样的力作证实了水墨人物画在当代应有的前途，也标志着60年代初的人物画所达到的水准。 在《祖孙四代》前后，刘文西还创作了《毛主席和牧羊人》、《同欢共乐》、《知心话》、《沟里人》、《山姑娘》、《东方》、《石头娃》等一系列重要作品，或素描，或工笔，或半工半简，体现了他坚实的造型能力和对中国画多种艺术语言的把握。那些以农民为题材的作品，形象朴实、生动，或直接就是生活中的原型。居陕40年来，他50多次赴农村生活，积累有两万张速写，蔡若虹称赞他“创造了画家深入农村的新纪录”，“他是一个少有的富翁，因为他手里掌握着一个农民形象的仓库”。如果说这些收藏的形象属于自然信息的话，有待于在创作中升华为艺术信息，但自然信息自身的直录性和生动性也有其不能取代的艺术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