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达文，原名周达定，曾用名周达明、定一、洛父，俄文名邱贡诺夫，笔名屈公，1903年1月3日出生在镇远县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中国共产党贵州籍早期优秀党员、著名革命活动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21年考入北京俄文政治专科学校。192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0月赴苏联学习。1936年,苏联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7年7月14日被捕，后含冤牺牲。
从小立下远大抱负
周达文从小立下远大抱负，进入小、中学后，他善于思考，富于同情心、正义感，喜欢文学，崇敬西汉张良
等治世奇才，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对国家和民族有所作为。当反对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掀起时，他开始接受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萌生了推翻黑暗统治和救国救民的爱国志向，他曾表示“做人不作斗缸鱼，要化作龙来上太虚”。当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运动，特别是伟大的“五・四”爱国-爆发的消息传到镇远后，对周达文追求进步，探寻真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热血沸腾，倍感振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声援学生爱国
活动之中，组织同学走上街头，揭露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野心，愤怒声讨-贼奴颜屈膝的可耻行径，并发起成立学生会、救国储金团。作为学生会主席和储金团宣传员的周达文，总是站在活动的第一线，组织指挥同学开展街头演讲，发动群众 、焚烧日货，使沉寂的镇远城顿时热闹起来，群众反日惩贼的情绪高昂。为此，周达文遭到县警的拘留审讯，以图警告、压制他“闹事”。
1920年初，周达文参加反对该县当局聚敛钱财、奴役百姓的活动，被开除出校。受此破孩后，周达文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更充满了仇视，渴望有机会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中国早期-的杰出代表
1920年春，周达文随家人迁往北平定居，并就读于北大预科班。周达文一进人北大，就被这里浓郁的政治空气和新文化、新思潮所感染，兴奋不已。在这里，他除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外，还广泛接触课外政治读物，并热情地参加各种学生活动，投身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洪流中。在这里，周达文参加了北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成为早期学生青年运动骨干和领导者。
1921年，他用其二哥的中学毕业文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俄文政治专科学校(简称俄专)，并从此将原名周达定改为周达文。在俄专，周达文进一步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文章，参加了李大钊指导下发动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青年奋勉团”、“北平学生会”(任宣传主任)、“全国学生总会”(任主席)等学生组织和“北平反帝反封建联盟”(任书记及宣传员)，并活跃于学生青年运动之中。他多次作为宣传员、-代表、组织者参加和组织了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活动，并因此引起-注意，数次遭到监视、殴打。通过参加和组织-，使周达文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有全国民众联合起
来共同推翻 统治才能实现，自己只有融人到这场洪流之中才会获得新生，从而更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
1923年春，经中共北平市委书记范鸿劫和团市委书记黄日葵介绍，周达文加入共青团，同年初秋，经李大钊、范鸿劫介绍，周达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开始了他新的战斗历程。
周达文结束在俄专的学习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主要从事学生青年运动工作，任共青团北平支部书记，北平共青团-委员会书记，在北平地区组织开展学生青年运动，推动了这一地区 、青运工作的开展。之后，周达文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 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时以共产主义委派书记的身份参加大会工作，，被选为大会主席。会后，还帮助上海建立了“反帝国主义联盟”。
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为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加强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力量，经党组织决定，1924年4月，周达文以个人身份加入改组了的国民党，并任北平区党部筹备主任，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组织改组了国民党北平地区委员会。
中国留苏学生的领导人
1924年10月，党中央通过共产国际派周达文赴苏联学习。1925年6月，周达文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结束后，留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工作，同年夏末又奉命返回上海，在中央机关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维经斯基处工作。
1925年10月，．在国共合作、大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下，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派周达文与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帮助建党的成员杨明
斋负责率领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100多名留苏学生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作好旅途中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安全保卫工作，建立了临时党团支部，周达文任党支部书记。
到中山大学后，周达文主要从事教务的翻译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学校许多重要课程的翻译大多由他担任，由于他工作认真细致，学习刻苦努力，才华出众，作风正派，为人正直，加之对苏联、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颇深，因而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享有很高的威望。
1927年11月，周达文被调到列宁学院任中国部主任、党支部书记，主管中国留学生事宜。
与王明
宗派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8年，王明
宗派集团为达到剪除周达文等人的目的，无端制造谣言，称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三人在中山大学时组织了一个所谓 -的组织“-同乡会”，把不是-人的周达文诬陷为“会长”，攻击“-同乡会”有从中央到各地的组织，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并威胁“要 毙一些人”。这一卑劣行径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愤慨，纷纷向中共代表团和联共中央反映，要求澄清事实。后通过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认真调查，并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及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得出不存在“-同乡会”这一组织的结论，彻底否定了王明宗派集团的诬陷之词，使王明的阴谋遭到失败。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米夫的策划支持下，王明夺取了中共中央领导权，并推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路线，再次引起周达文等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于是，王明宗派集团于1932年春，以未在学生中传达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反对中央领导等罪名，给周达文等戴上“托派”、“ 分子”等帽子，随后改组了列宁学院中国部。
1933年，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被调到远东伯力工作，周达文任中文报纸《工人之路》总，愈秀松任副总，董亦湘任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政治保卫局驻远东军事全权代表，周达文与董亦湘还参与了远东边疆区党委的领导工作。周达文在俞秀松的协助下，撰写文章，发表评论，报道革命动态，以其卓越的才华及政治敏锐性，将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成为读者的知音，有力地推动了当地革命运动。
1936年，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1937年春，王明、康生利用斯大林接见之机，再次诬告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是“坏人”，致使周达文、董亦湘于1937年7月14日被捕，后含冤牺牲。俞秀松也随后被捕牺牲。
不懈追求真理的一生
周达文的一生是不懈追求真理，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一生。少年时期，由于 政府的腐败堕落，对人民实行残酷剥削压迫，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平等，激起了他对黑暗社会的仇恨。之后，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初步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萌发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黑暗统治的意识，渴望有机会找到真理，投入斗争洪流。进入北大预科班及俄专后，他广泛阅读进步书刊，参加各种进步社团活动，结识了李大钊、瞿秋白、范鸿劫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和引导下，懂得了革命道理，找到和接受了马列主义。在科学进步思想的指导下，他更加充满信心、斗志昂扬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斗争中，不顾-监视、殴打、拘留，不怕流血牺牲，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喊口号，发表演讲，组织--、-等活动，经过多次实际斗争的锻炼，周达文的思想日趋成熟并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周达文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对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周达文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即对共产主义运动抱有必胜的信心，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完成党赋予自己的神圣使命。不论是在北平、上海，还是在莫斯科，他总是无条件地听从组织调遣，服从安排，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在北平，作为学生青年运动的骨干和领导者，他广泛发动组织青年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举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号召人民“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只有在工人阶级获得解放之后才会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情况。”为推动学生青年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上海，他潜心研究马列主义，不断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介绍给中国人民，为党中央翻译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帮助上海建立了反帝国主义联盟这一进步组织。两次赴莫斯科，都0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出国后还致信家人“不要以我为念，就如同没我这个人一样”，作好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充分准备，表现了为党的事业义无反顾的崇高精神。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和远东伯力工作期间，他鞠躬尽瘁，不辱使命，即使在遭受诬陷、身处逆境的艰难环境中，周达文也始终坚信自己的政治信仰，对党忠贞不二，一方面与王明宗派集团进行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斗争，一方面按党的要求
出色地完成了教务教学、翻译、办报等任务，从而赢得了中国学生、工人、侨民和苏联同志的高度赞扬。
周达文善于学习，勤于钻研，思想深邃，政治敏锐，具有出众的才华。当周达文找到马克思主义后，就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和研究这个指导革命的科学武器，并把它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联系，积极探索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当王明推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时，周达文敏锐地认为这是基于对中国社会、革命斗争缺乏深入了解，盲目照搬的结果，他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并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927年春，周达文在深入调查研究，倾听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就大家十分关注的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对日美关系等重大问题，写信向斯大林请教，引起斯大林的高度重视，斯大林于4月9目亲笔给周达文复信，就所提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该信后来以《给邱贡诺夫的信》为题载入《斯大林全集》第九卷。5月13日，斯大林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系统讲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统一战线等10个问题，随后还回答了学员的提问，历时三个小时，周达文担负了这次重要翻译工作，其表现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称赞。如果没有扎实的俄文功底、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对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研究，要完成好这次难度很大的翻译工作是十分困难的，这充分显示了周达文出众的才华。
周达文坚持原则，英勇不屈地捍卫真理，是一名光明磊落、为真理而献身的真正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周达文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对敌斗争中，面对来自党内的错误进行毫不妥协的坚决 ，表现出置生死于不顾的凛然气概。当王明恃有米夫的支持大搞宗派活动，打击诬陷同志时，周达文等挺身而出，与王明宗派集团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当王明夺取了党中央领导权又采取
卑劣手段，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周达文等同志组织“-同乡会”，是“托派”、“ 分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时，同样遭到周达文等的坚决反对，他们不为诬蔑威胁所吓倒，不怕打击破孩，一方面在学生和苏共同志中揭露王明的阴谋。反对他的宗派主义错误，一方面积极地向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反映真实情况，揭发王明等的无耻行径。最终，经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的调查和共产国际的审查，全盘否定了王明、康生的不实诬陷之词。既使在后来遭到逮捕及康生回国后在《解放》半月刊上发表文章，诬蔑周达文等是“在苏联的托洛斯基匪徒”、“日本 ”的情况下，面临生死考验时，周达文也决不低头，对王明、康生的造谣破孩表示了极大的义愤，用生命维护了正义，捍卫了真理。
周达文以自己短暂的一生，追求真理，致力于学生青年运动，投身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坚持和捍卫真理，实践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他的一生是为祖国为人民为党的事业战斗的一生，他是我国学生青年运动的杰出代表，是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献出一切的忠诚战士。他无私无畏，对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不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