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1893～1979）
吴耀宗，广东顺德人，出生于广州市商人家庭。父亲吴逢敬以经营木材为业。少年时在广州育才学校读书。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考入北京税务专科学堂。其时，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难日益深重，这对吴耀宗产生深刻影响，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晚读国耻小史，满纸血泪，读毕不禁掷书三叹”。
宣统三年（1911），参加由北京市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夏令会，首次接触基督教，认为有可信之理。民国2年（1913）从税务学堂毕业，先供职广州海关，后调至北京海关总税务司署任帮办。此时，他开始研读《圣经》，时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活动，多次聆听牧师布道，并于民国7年夏领洗入教。此后，他有志于社会服务，遂于民国9年辞去海关职务，到北京市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后任该会学校部主任干事。
民国13年（1924），吴先后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神学和哲学，并获神学硕士学位。在美期间，他仍十分关心国事，曾积极参加 “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的活动。民国16年回国后，他长期在上海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干事，常往外地考察青年会工作，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其间，加入唯爱社，后任该社中国分社主席。他提出改造时局和社会的主张，但只赞成和平主义，反对任何方式的武力。民国20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吴耀宗强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但不主张武力抗敌。因而他参与发起对日不合作运动，认为“不合作是积极的抵抗”。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吴耀宗思想开始产生变化。他同李公朴、邹韬奋等商谈青年救国问题，并亲身参加救亡运动和劳军活动。随着时局发展，吴对“唯爱”和“革命”有了新认识。民国22年5月，他发表《唯爱与革命》强调：唯爱与革命是不能分开的，虽然唯爱的革命主张非武力，共产主义革命主张武力，但二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改造。民国24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加入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常与陶行知等讨论时局，坚决主张团结抗日。后辞去中国唯爱社主席，全心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翌年，吴前往美国，在40余所大学旅行演讲，发表文章呼吁国际制裁日本，并开展营救“七君子”和反抗侵略的活动。
民国26年（1937）秋，重返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翌年3月回国后，改任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并加入从事出版的“复社”组织，参与策划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等有影响的进步书籍。民国3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吴耀宗羁留成都，主要从事读书与写作活动，并参加文字工作者团体“载社”，后任基督教联合出版社主席。他曾两度往重庆拜会周恩来，对共产党的主张和
纲领甚表敬佩，遂萌发探讨基督教与唯物论问题的兴趣。民国32年，发表《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文章。他宣称：“上帝”就是一元化、人格化、情感化了的贯彻着宇宙、支配着人生的普遍真理。并认为“凡是与客观事实相符合的就是真理”。后又在《天风》复刊词中说：“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现在以人为奴隶和工具的社会变成一个充分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为此，基督教要明辨是非，为真理作见证。”
抗战胜利后，他常在成都各大学作关于时局与社会的演讲，积极投入争取民主与改造社会的斗争。民国35年（1946）5月返回上海后，参加中国人民救国会，继续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破孩”的-。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吴耀宗应中共中央邀请入北平共商国是。期间，他发表《人民民主-下的基督教》和《基督教的改造》等文章，指出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系统中挣扎摆脱出来，实行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他号召基督教积极投身到时代洪流中，与一切热爱和平民主的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建设新中国。1950年5月，周恩来三次会见吴耀宗等人共商国是。他由此对中国基督教状况和今后方向有了更深认识，遂起草《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并于7月28日与40位基督教领袖共同发动全国基督教人士签名，宣言号召全国基督教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方针，拥护《共同纲领》，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宣言得到全国基督教界广泛响应和热烈拥护，由此展开声势浩大的中国基督教三自-。
1951年4月，当选为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席。1954年7、8月间，全国基督教第一届代表会议在京召开，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成立，又被推选为主席。后在基督教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1956年3月，他提出中国基督教徒在新时代应做三大见证：一是实现中国教会三自；二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三是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曾被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曾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会长等职务。
“文革”期间，他身心健康受到摧残。1978年2月，带病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修改《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条款发表意见。
他的译著和主编的主要书刊除上述提到的外，还有：《基督教和新中国》、《黑暗与光明》、《甘地自传》（甘地著）、《科学的宗教观》（杜威著）、《社会福音》、《北行感想》、《青年丛书》和《基督教丛刊》、《天风周刊》等。1979年9月17日在上海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