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叠，1931年12月出生于安徽省宿县。1949年1月在北京入伍，后来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广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部队长期担任军医工作，牺牲前是某师医院所长。
王振叠参加革命后，一贯以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名医生，他医德高尚，处处以白求恩大夫为榜样，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勤勤恳恳地做好部队的医务工作。在医术上，他精益求精，刻苦钻研，认真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他忠实地实践着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天职。他对待患者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情相待，细心诊治，急病人之所急，尽量解除患者的痛苦。为了抢救伤病员，他曾多次献出自己的鲜血，使伤病员转危为安。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王振叠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一名领导，王振叠尽职尽责。在负责管理部队医疗卫生工作的过程中，他非常重视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经常下连队检查卫生预防工作，督促搞好营区环境，清除蚊蝇孳生地，不断改善连队医疗卫生状况，提高指战员的健康水平，为部队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由于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王振叠多次立功受奖。在他30年的军旅生涯中，共立大小功两次，三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一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医务工作者，受过多次奖励。
受党和部队教育多年，王振叠历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把祖国的荣誉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自觉履行革命军人的天职。1978年底，王振叠患病在桂林住院。这时，中越边境的局势急剧恶化，我军正准备给越南侵略者以严厉的惩罚。消息传来，王振叠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住了，他坚决要求出院，上前线参战。当时，他的妻子吴淑琴正在做子宫卵巢切除手术，两个年幼的儿子在家无人照顾，而且领导上已经确定他第三批转业，因此，同志们都劝他还是留在留守部队工作。但是，王振叠却坚定地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现在需要惩罚越寇，保卫祖国的安全，我作为军人，就要上!”
王振叠立下了报效祖国的决心。出征前，他给妻子去信，要她作好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他在信中写道：“你也是经过部队教育、生活、锻炼多年的，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关键时刻要顶得住，要经得起突变的刺激，要忍着悲痛，处理好个人与党的利益的关系，更坚强地生活下去，让组织上、同志们、群众看看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大胸怀。咱们是有4个孩子的父母了，父亲不在，当母亲的就要坚强地勇敢地挑起丈夫的担子，把孩子教育好，一个一个抚养成才……”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了。年近半百的王振叠，不顾病体未愈带领一个医疗救护小组，跟随侦察部队出征了。他除了带着抢救伤员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外，身上还背着一支冲锋枪和一支手枪以备急用。当时，敌我双方战场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狡猾的敌人常常派出小股暗哨和特工人员，到处截击我后勤部队，造成我抢救伤员和物资供应方面的困难。在环境异常险恶的情况下，王振叠勇敢镇定地带领医疗小组，在枪林弹雨中救治和抢运伤员。
有一次，我后勤前梯队突遭敌人的伏击而被围困，王振叠临危不惧，沉着地带领同志们一边为伤员做包扎急救工作，一边把一批又一批的负伤战友转移到安全地带。正当抢救伤员的工作紧张进行时，军医李汉彬、陈世益负了重伤，王振叠马上对他俩进行抢救，并亲自为这两位伤员输血，一直忙到第二天上午。
在生与死的关键时刻，王振叠表现出把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的崇高品德。2月19日，当敌特工队包围上来时，他让部分同志乘坦克突围，自己却留下来指挥转移伤员。同志们劝他也一起随坦克突围出去，他说，我不能走，我是医疗组的领导，前线不能没有我，我一定要把伤员全部安全护送出去。于是，他和留下的同志商定了转移护送伤员的方案，并与同志们一起抬着伤员后撤突围。正当他后撤的时候，又遭遇敌人的伏击，王振叠负了重伤，左腿股动脉被打断，血流如注，同志们要背他后撤，他坚决不肯。他对同志们说：“我已经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赶快走吧!”王振叠壮烈牺牲了，他为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战后，上级为了表彰王振叠英勇参战，舍己救人的革命精神，给他追记了一等功，并授予他“舍己救人模范”光荣称号。
王振叠为国捐躯后，他的妻子吴淑琴化悲痛为力量，遵照丈夫的遗言，把儿子抚养成人，并先后把3个儿子(王振叠生前大儿子已参军)送到部队去接父辈的班，继续为祖国站岗放哨。王振叠烈士若在天有灵，定当含笑九泉。
(翁倚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