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钦，1913年3月8日生于山西省五寨县城内一个生活清贫的小知识分子家庭里。
他的少年时期是在五寨城内度过的。父亲高连陛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也是当地一位有名的老中医。老人家的言传身教给高钦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嫉恶如仇、忠奸分明的种子。
高钦的青年时期，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黑暗时期，蒋介石、阎锡山的-倒行逆施，唤起了他的政治上的觉醒，点燃了仇恨和-的火焰。在五寨城内高级小学读书毕业后，高钦于1927年夏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一年以后，转入省立宁武中学；1931年毕业后，又考入太原进山中学攻读高中课程，直到1933年毕业。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和进山中学，在当时都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发展党组织最早、革命活动最活跃的学校。高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1年9月，高钦在进山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夏，高钦考入北平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革命的反动政策，使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妄图灭亡中国。高钦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政策，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党的组织，传播马列主义，发动进步学生反蒋反阎，组织抗日爱国-。
在中国大学，广大进步青年的爱国反日情绪非常高涨，大家都在思考、探索中国向何处去?
当时，黄松龄、李达
、吕振羽等思想进步的左派教授讲形势课时，常常给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学校的右派势力对此深为恐慌。1934年，中国大学总务长法西斯分子祁大鹏，企图排斥进步教授，扶持右派势力，培植右派教授担任系主任。面对这场尖锐的斗争，高钦坚决支持甘一飞、孔洁光等广大进步学生要求黄松龄教授留任系主任的活动。经过不断的说理斗争，进步势力终于胜利了，黄松龄仍任系主任。
为了进一步探求革命真理，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高钦与甘一飞、段君毅、王大彤、董疏华、陈一凡、刘梦云、陈新野、巩俊杰、孔洁光等，在黄松龄的指导下，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会在黄松龄主持下，由高钦、孔洁光等几位会日语的同学，共同翻译了一部日文版的《东欧各国土地革命》一书。当译稿完成时，正逢一二九运动爆发，大家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中去，使这部译稿未能问世。
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数千名学生参加的抗日救国-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二九学生-。高钦与甘一飞、孔洁光等负责中国大学-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成为这次运动的骨干。他们同中国大学师生和北平各校的师生、群众，冒严寒、手挽手、肩并肩高呼口号，冲破国民党-的大刀、警棍、水枪等阻拦，涌向街头，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宣布成立的日子。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门口布满了反动-，愤怒的师生还是越墙而出。在党的领导下，三万多学生和市民汇合于天桥举行大会。大会通过“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决议，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1936年2月21日，北平国民党当局武装-和便衣特务闯入中国大学校内逮捕进步学生20余名。高钦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才得以脱险。待过了些时，局势稍安，他才重返中国大学，继续从事革命事业。
抗日战争爆发前，高钦在北平西苑接受学生军事训练。卢沟桥事变一发生，党组织指示北平失陷后党员分路撤出，一路行保定，一路行济南、徐州，找组织、接关系。高钦奉指示经天津、青岛、济南、郑州，返回太原接上组织关系，先分配在二战区战动总会工作，不久组织了抗日游击第七支队，他任政治主任。1938年他又调到杨集贤的二专署任秘书，不久又调到保安司令部做宣传教育工作。年冬，战地动员总会决定派大批干部到敌后去开辟工作，高钦被调到敌工团任组织部长。他同焦国乃领导近百人的队伍，经过训练后，于1939年3月间从苛岚出发，经过千里长途行军，路经岚县、静乐、阳曲、盂县入河北省西部的平山、灵寿、阜平等地，到达了察南、雁北地区，住在灵邱南山。高钦同雁北地委接上关系后，把部队稍加整顿就将干部分配到灵邱、广灵、浑源、应县、山阴等地，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高钦被分配担任灵邱县县长。县政府的工作很忙，一方面，要准备粉碎日军的秋季“扫荡”；另一方面，还要组织群众进行生产自救。这年9月上旬，阎锡山又派白志沂带三个保安团、七八个县长，来灵邱南山的下关、上寨镇一带，扬言要“建立第十专员公署”，要从抗日军民手中“收复失地”、“夺取政权”，公开散布谣言说“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不合理”。高钦出于民族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协同政府和群众团体干部，向白部做了大量的团结争取工作。但是白部置之不理，仍在不断制造0，自行派粮要款，殴打村干部，愈来愈猖狂。
10月21日上午，保安司令白志沂派兵200余人到张家湾收灵邱县政府之印，将县政府和群众团团包围。白部自称县长的李国才带数人持枪冲入高钦的县长办公室，以武力威逼高钦交出县印。面对强敌的要求，高钦大义凛然，严词拒绝。李国才没办法，只好用欺骗威胁手段从另一同志手中夺了县印。24日，白志沂部将高钦等七人带到站上村禁闭起来。我党政军民闻讯，于当天黄昏由地委负责人刘达率八路军一个营包围了站上村，经过战斗，解决了白志沂部，高钦等七位同志获释。
1940年初，高钦调回二专署任民政科长。为了加强民主建政，动员农民参军，做好优抚工作，进一步解决灾民的救济，恢复生产，高钦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里的人民逐渐重振家业，生产得到了发展，生活秩序井然。
1942年6月，高钦被任命为应县县长。从这一年起到1944年，是应县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敌人用残酷的“三光政策”、“蚕食政策”，经常出动“讨伐”、“扫荡”。使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军民只能在相距据点二三十里的地区活动。高钦领导全县人民同敌人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的斗争。通过打歼灭战、组织民兵破坏交通、电讯等方法和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手段，取得了武装斗争的胜利。
经过三年的努力，1944年夏秋，完全打开了局面，收复了许多失去的根据地，把敌人压缩在孤立的据点内。
1944年7月，高钦调冀晋行署任民政局长一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任大同市政府秘书长。八路军攻克阳高后，他担任阳高县
县长。
1946年秋，他调回冀晋行署任银行经理。正是为祖国的金融事业大显身手的时候，却不幸积劳成疾，身染重病，终因医治无效，于是年11月10日在河北省阜平县西庄逝世，时年33岁。
(徐文高徐永庆夏建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