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昌赉

[公元1914年-1940年]

   郑昌赉,又名郑致平、郑衡、郑子平、梁兴,1914年生于四川省隆昌县道光坪油房街一个地主家庭。在他懂事时家庭已开始衰败。他自幼酷爱读书,待人热情,举止大方,善于言谈,做什么事也不甘心落后于人。他上中学后,喜欢看政治书籍,从中接受了进步思想,渐渐地对旧社会产生不满。1932年初春,郑昌赉结识了隆昌进步青年钟泰西、黄定馆、蔡言煜等人。他们在一起交流思想,评论黑暗的现实,彼此心心相印,有共同语言。他们在共产党员张荣
禄的指导下,成立了隆昌进步青年组织“赤霞社”。在这个组织里,郑昌赉和朋友们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经常以赛球或茶话的方式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这年秋,郑昌赉加入了中共泸县中心县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联盟”,并任小组长。1932年冬。郑昌赉-光斗(中共泸县中心县委组织委员)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共青团隆昌特别支部书记。这时他已从隆昌县中毕业去楼丰一个乡村小学教书。他在中国共产党隆昌县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利用工余时间带领团支部其他成员积极工作,在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激发进步青年团结起来同反动派进行斗争;并和团组织的其他同志一起深入到农村,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隆昌共青团特支发展了20几名团员,并发展了团的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互济社”成员近百人。郑昌赉还和团特支组织委员张宗明、宣传委员邓吉人等一起办起了针砭时弊、评击黑暗的《匕首》小刊物,亲自为这个刊物撰写发刊词。他们自制土油印机,秘密刻印材料、散发传单。《匕首》的出现,在隆昌县城引起了强烈反响。1934年初,他和邓吉人等人商议到南京报考军事学校,想学好军事技术更好地从事革命斗争。郑昌赉把自己的想法向中共隆昌特支作了汇报,在征得特支的同意后,郑昌赉便将团的工作交给薛奎俊。
  1934年夏,郑昌赉考入了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事学校。1935年春,中共隆昌地下党组织被叛徒喻文若出卖,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隆昌县“清共”委员会即将郑昌赉等人情况电告南京警备司令部,郑昌赉和在炮兵学校读书的邓吉人、化学兵学校读书的蔡言煜以及刚从隆昌疏散去南京的张宗明等都先后被逮捕。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有关条例,判处郑昌赉2年徒刑,其余三人分别被判处徒刑八年、六年、判刑后,敌人将他们送去南京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郑昌赉被分在监狱办的打米厂做苦工,和他同牢房的陈阜是中共党员,另外还有几个思想进步的大学生。为了取得看书学习的权利,狱中党组织决定组织难友怠工、罢工,迫使监狱当局答应全体政治犯提出的“要求看书权利”的条件。郑昌赉也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先是磨洋工,将原来一天能干完的活拖到五天也不干完。在斗争中敌人的皮鞭不断往郑昌赉等身上抽打,但他们无所畏惧,后来由怠工发展到罢工、-。这时,敌人被迫答应了狱中“政治犯”提出的“自由看书的要求”。郑昌赉和难友们,白天干完活,回到牢房就认真学习想方设法弄到的理论书籍。他在狱中先后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新经济学大纲》等理论书籍,还向同牢房的难友学习俄语。特别是陈阜对他的帮助最大,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分析革命形势,交流学习体会。通过狱中的学习和斗争,逐渐使郑昌赉真正懂得了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懂得了一个革命者肩负的历史使命,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
  1936年,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无条件释放全部政治犯,以及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共同抗日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政治犯,郑昌赉等在1937年秋获得释放。他跨出被关押了两年多的监狱大门时,正是“松沪大会战”之际,江南已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之一。所见所闻的是,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胞们向南京方面逃来,日机经常前来南京轰炸、扫射,瞬时烟火弥漫,血肉横飞,哀号四起……。这一切都激励着郑昌赉必须立即投入抗日救亡第一线。
  郑昌赉带着百多名战友,找到了比他们先期出狱的陈阜。陈阜即带他们到浙江南部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冬,鄭昌賚隨陳阜到了浙南地區後,改名鄭致平,經中共浙江省委負責人劉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8年5月,劉英派鄭昌賚去蕭山縣政府自衛大隊任參謀長。這是一支由地方愛國人士組織的抗日隊伍,鄭昌賚去後時刻不忘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方針,積極培養愛國有志之士,團結了一批骨干力量。這年10月,具有愛國思想的國民黨左派鄧紐出任浙西安吉縣縣長,奉浙江省政府之命,隨帶蕭山縣政府自衛大隊三個中隊同赴安吉。鄭昌賚根據中共浙江省委指示,也隨自衛大隊一起到了安吉縣,任安吉縣自衛大隊指導員。不久,中共浙西特委指示鄭昌賚組建中共安吉工委,並任命鄭昌賚為工委-。1939年春,中共浙西特委調鄭昌賚到杭(州)、嘉(興)、湖(湖州、現為吳興)一帶工作。這一帶情況很復雜,主要城市由日寇佔領,農村既有國民黨的部隊、中統和各種雜牌部隊,又有汪偽漢奸部隊,也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地方抗日游擊隊。鄭昌賚到吳興後,改名叫鄭衡,在未希、江鶴松領導的地方抗日武裝部隊擔任政工隊長。鄭昌賚在這支部隊不僅工作認真,待人熱情,而且積極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深受官兵敬重。在取得浙西特委負責人朱輝和單潔同意後,在進步青年中個別吸收入黨,還在當地農村組織了“抗日救國會”,發展了數百名“救國會”會員。1939年底,江鶴松接受國民黨蘇南行署收編,將部隊改為江南保安第三團,完全投靠了國民黨。鄭昌賚根據中共浙西特委指示,離開了這支隊伍,去吳興縣雙林鄉找有愛國思想的趙安民部,並動員趙安民拿出一批槍。鄭昌賚正在準備組建一支自己的武裝之時,中共浙西特委通知他去吳興縣塘比區,協助在那里工作的李演一道建立自己的武裝。那時塘比的工作才開展,環境極為艱苦,僅有幾個人,兩支槍。鄭昌賚去後和李演一起,堅決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建立武裝的工作進展較快。
  1940年春,郑昌赉到塘比地区后不久,得到“抗日救国会”成员的报告,有小股土匪经常在轧村桥一带抢劫,搔扰百姓。一天晚上,郑昌赉把刚组织的队伍集中起来,带到轧村桥作好布置,待机行事。等了不一会,三个土匪果然来了,钻进了郑昌赉事先布置好的“口袋”。郑昌赉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放下武器、缴枪不杀!”当即抓住了这三个土匪,缴获了武器。首战胜利使初建的部队经受了一次锻炼,也鼓舞了士气。
  这次行动后不到一个月,郑昌赉又提出偷袭湖州潘公桥伪警察所的计划。他事先两次派侦察员侦察情况,和同志们一起周密地研究了行动方案、进出路线。一天郑昌赉率十几名战士乔装来到潘公桥伪警察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成功,缴获了一批0。当湖州县城的敌人发觉时,郑昌赉早已率部离去了。
  在斗争中,队伍扩大到20多人,枪也增多了,郑昌赉向中共浙西特委提出成立“抗日反汪同盟军”(简称“抗日反汪军”)的建议。浙西特委批准了他的建议,任命郑昌赉为队长,李演为指导员。这时郑昌赉改名为梁兴
  “抗日反汪同盟军”成立后,部队就集中行动了。集中后遇到的最大困难是队伍的给养问题。由于国民党特务以及汪伪军等的跟踪破坏,“抗日反汪军”经常行-移,生活极端困难。战士们虽然又苦又累,但战斗热情是很高的,特别是郑昌赉那种积极乐观的精神对战士们感染很深。他经常给战士们讲故事、宣传抗日道理,教战士们学军事技术,大家非常喜欢他,尊敬他。1940年初夏,郑昌赉因为没有夏衣还是穿着长袍,他却风趣地对大家说︰“穿长衫子免得太阳晒皮子”。眼看部队的生活困难越来越大,郑昌赉和李演商量,决定到湖州(吴兴)的第六区找区长陈袒望搞点经费。陈袒望虽是国民党委派的,但他尚有抗日爱国的思想。郑昌赉和李演带队到六区找到陈时,他当即表示支持。当队伍在双林(区所在地)宿营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即将“抗日反汪军”到双林的情报密报上司。第二天拂晓前,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土匪等就将双林镇包围。那个地方三面是河,只有一条通路,敌人早已重兵把守,进行了严密-。郑昌赉等当即决定向北面渡河突围,率领队伍沉着应战,往河边撤退。郑昌赉和李演在队伍最后面,阻击敌人,在这紧急时刻,郑昌赉果断地对李演说︰“你赶快过河带队突围,我留下作掩护!”说完他不容分辩地把战友推下河。这时,国民党军呐喊着向他们冲来,子弹象雨点般落在郑昌赉周围。他举起一号快门手枪向敌人射击,待同志们都过河后,才且战且退。但在过河后上岸时,不幸胸部连中两弹,鲜血如注。他捂住胸高呼︰“我为中华民族牺牲啦!”英雄气壮山河的呼喊声,激励着战友们突出了重围。郑昌赉虽然倒下了,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祖国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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