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是中国0的优秀党员。作为一个文学家，他以风格独特的散文精品赢得了几代读者的喜爱；作为一名教育家，他以满腔心血哺育了难以尽数的人才；作为一个0人，他以兢兢业业的工作与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吴伯箫，原名熙成，字伯箫。曾用笔名有山屋、天荪、叩天，发表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曾署名齐延乐。1906年3月13日（农历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今莱城区
凤城街道办事处吴家花园一个富农家庭。
祖父是公正的乡绅，父亲是乡村的小学教师。因此，吴伯箫在上学前就已经受到一点古典文化的熏陶了。正式发蒙是在他七岁的时候，到离家八里地的邻村上学，寄宿，半年后转回本村新办的启蒙学校，读完初小，到县城读高小。1919年入省立曲阜师范学校读书。时值“五四”新潮激荡，沉寂的阙里掀起了爱国主义波澜，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吴伯箫积极参加-与查日货的斗争。民主、科学之风也吹进了孔夫子的故乡，学校里停止了读经，课外大家看汪源放标点的《水浒》、高语罕写的《白话书信》等白话读本，但教科书还是用文言文编写的，国文课一律读古文，阅览室里摆的报纸，课堂上作文，个人写信，也还都用文言文。吴伯箫在曲阜师范学校学习5年，1924年夏毕业，被孔府聘为家庭教师，教孔子七十七世嫡孙孔德成英文，后来朋友戏称“万世师表师”。
1925年夏，吴伯箫辞了家馆，赴京求学，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从满是陋巷井、舞萼坛、子贡手植桧一类文物古迹的曲阜，看过陈焕章在孔庙随着古乐三跪九叩，分吃过丁祭猪肉，忽然迈进火烧赵家楼，发动‘五四’运动的北京城，喊出‘打倒孔家店’，看溥仪搬出故宫，对那时一个青年说无疑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他“刚看罢师范大学新生榜，立刻就跑到天安门参加声援‘五•卅’惨案的--。跟着浩浩荡荡群情激昂的队伍，高喊‘打倒列强’‘锄军阀’。满怀是一种冲破黑暗、探求光明如饥似渴的心情”。
吴伯箫刚到北师大时，抱着科学救国的目的，选的是预科，后来转入英语系。1925年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的0虽然已经过去，但由于中国0的成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正酝酿着一场更为普泛、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吴伯箫参加了一个叫“群新学会”的群众团体，深入到水夫、粪夫等贫苦市民中间，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不久又参加了G•Y•的生活，秘密传阅《共产产义ABC》、《夜未央》等油印书刊，也学着刻钢板、印传单，他把钢笔夹在食指与中指中间使用的奇特方式，就是这一时期刻钢板养成的。
他正式发表散文开始于1925年秋冬之际。那时他坚持写日记，看到自习室同桌杨鸿烈每天为商务印书馆写小册子，引起了发表欲，拿出一篇题为《白天与黑夜》的日记问：“这样的东西也能发表么？”得到肯定的回答，便立刻抄了一份，寄给《京报•副刊》，几天后竟然见报了，月底又收到稿费，写作热情大受鼓舞，从此就陆续写开了去。写作的动机除了文学青年的发表欲和胸有积郁需要发泄外，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时家里靠卖粮食卖地供吴伯箫和他的叔叔同时上大学，生活比较困难。为筹措学费，吴伯箫“断断续续给京官家庭的孩子补习功课，或到私立中学兼教英文，都不经常，收入没有保证，比较可靠的是卖稿”。多方面的动因促使吴伯箫走上了创作道路。这一时期写的散文，有北京市民生活的写实，有故乡生活的回忆，其中接触到贫贱悬殊、贵贱差别等社会问题，抒发了作者心中的不平，表现出憎恶黑暗追求光明的鲜明倾向。在京读书六年，写了大约40篇，发表在《京报•副刊》、《晨报•副刊》、《大公报•文艺》、《水星》、《新生》、《努力学报》、《世界日报》、《新中华报•副刊》等报刊上。作者曾将其结集为《街头夜》，跟北京人文书店订了印行合同，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未得出版，剪贴的稿本也散失了。
WBX1.jpg1931年夏，吴伯箫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先是去青岛市立高中教了半年英语，继而到青岛大学校长办公室当了三年事务员，然后又在简易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当了一年半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在山东教育厅当过高等教育股主任科员，在简易莱阳乡村师范学校当过大约10个月的校长。这个时期，吴伯箫和党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默默地做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一二•九”运动波及到山东，他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不得不奉命提前放假，但他给每个学生发油印信，鼓励他们在家乡做组织宣传工作。
到青岛之初，海天辽阔，愈加激发起吴伯箫的创作欲望，加上他在一家报纸执编副刊的过程中结识了李广田、臧克家、李辉英等一些崭露头角的诗人、作家，自己也“曾梦想以写作为业”。但“九一八”的炮火震碎了壮丽的祖国河山，也击破了他的美好幻想。他针对“不抵抗”才写了一篇《黑将军挥泪退克山》，只可惜被日本浪人放火焚毁了。然而，困难当头，时政颓圮。热血青年怎能不忧心如焚、怒火中烧。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坚持业余写作，以此表达愤懑之情，舒解一腔积郁。
吴伯箫这一时期的散文，回荡着爱国主义的激越旋律。即使在回忆童年生活的篇章里，这一旋律也时常跳跃而出。《马》里面，在追述童年记忆中马的故事之后，又谈及刘玄
德跃马过檀溪、徐庶走马荐诸葛等古代掌故，然后说到古时候征马战马在沙场征战中的功劳，接着笔锋一转，意味深长地慨叹道：“飞将在时，阴山以里就没有胡儿了。”《灯笼》的结尾也在追慕古代名将挑灯剑、塞外点兵令胡人不敢南下的业绩之后，直抒胸臆：“你听，正萧萧斑马鸣也，我愿就是那灯笼下马前卒。”“唉，于今灯笼又不够了，应该数火把，数探海灯，数燎原的一把烈火！”《羽书》借“八月十五”的历史传说表现国难现实，大声疾呼：“啊，‘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爱国主义热情在《我还没见到长城》中，更成为雄浑豪放的主旋律：“长城，登临匪遥，愿尔为祖国屏障，壮起胆来！”
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抨击社会弊端也是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野孩子》写一群在垃圾堆上讨生活的穷孩子。《理发到差》讽刺官场的无聊昏庸，并藉公务员谋生的窘迫抨击军阀韩复榘的愚民政策，为此他曾遭受追查。
还有一些散文描写青岛自然风光、抒写生活感受等等。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较之作者在京读书期间的尝试，可以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些散文最初多发表在《大公报•文艺》、《水星》、《中流》等报刊上。抗战爆发后，吴伯箫虑及自己正办学校，打起仗来，到哪儿去很难预料，就像“托孤”一样，把文章剪报交给王统照。后来，王统照择取其中18篇，以《羽书》篇名作书名，并亲自作序，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5月初版印行。《羽书》出版后获得好评，奠定了吴伯箫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
吴伯箫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发展，固然是由于时代的激荡与个人的努力，同时也有拜师访友、求教切磋的缘故。在这期间，他拜识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杨振声、闻一多、王统照、老舍、洪深、梁实秋等名家。在课堂上，大礼堂里听他们讲课、讲演，私下去拜访、求教谈心，获益匪浅。同时，也与孟翘、李同愈、臧克家等交流甚密。约有半年的时间，曾三五人定期聚会，各带作品，大家传看品评，不吹捧，也不自卑，彼此推敲，都受裨益。1935年暑假，由王统照、老舍带头，吴伯箫还有师友们借《青岛民报》的篇幅办了几期《避暑录话》。
可是，侵略者拿战火烧红了整个中国，不要说这样一个创作氛围化为一缕青烟，就连这片赖以生存的故土都难有立足之地了。“七七”事变发生不久，作为莱阳乡村师范一校之长的吴伯箫，奉命带领二百多名自己搞过军事训练，从油印材料上学过游击战术的青年学生，徒步跋涉700里，晓行夜宿，风霜苦辛，过即墨、高密、诸城、莒县，整整走了9天，终于到达“集中训练”的目的地鲁南临沂。可是，只知逃跑的山东长官，不给训练经费，没有训练计划，不派负责的人员，令人失望。学生们抑制不住的热情，继续前进，各奔前程。临近1937年底，吴伯箫趁教育厅一科长昏睡未醒之际，把学校钤记弃置在他的床头，抛却一切牵挂，毅然从军。起初，他“在安徽淮南军中任职，军阶少校。不久，奉命往行州，负责招考、组织和培训七百名学生军的工作”。
为了实现在北京读书时就已经开始了的政治追求，为了更有利于全身心报效祖国，吴伯箫只身登上黄土高原，1938年4月投入到延安的怀抱。“一望见嘉陵山的宝塔，凤凰山麓的古城，立刻感到心情舒畅，呼吸自由，到家了”。他入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纳入驻瓦窑堡的第一大队三支队政治班，在瓦窑堡写的第一篇壁报稿题目就是《抗大，我的母亲》。他与自己先前执教过的济南乡师的学生编在一个队里，年龄相差十岁左右，却一样出操、上课，浑身充满了青春活力。吴伯箫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学习了4个月，结业后回到延安。
1938年11月，他参加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抗战文艺工作组第三组，任组长，同卞之琳、马加从延安出发，到晋东南，过了6个月的战地生活。在那里，他亲身感受到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的火热氛围，强烈的责任感与澎湃不已的热情促使他行军时构思，宿营时写作，甚至不过夜就仓促付邮，好让全国人民及时了解八路军和人民的战斗业绩。《潞安风物》、《沁州行》两组战地通讯和《夜发灵宝站》、《响堂铺》、《路罗镇》等散文就是这样产生的作品，最初大多寄给老舍，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后来结集为《潞安风物》，香港海洋书局1947年10月初版印行。
1939年5月，吴伯箫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参加编《文艺突击》，后任秘书长，也在中国女子大学任教。1939年5月4日，第一个五四青年节的晚上，他同上万名战友一起，在延安城北门外靠山傍河的坪坝，听了毛泽东的著名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几篇散文里都深情的忆及当时的情景与心境。
1941年8月，吴伯箫加入中国0，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不久，陕甘宁边区0主席林伯渠，亲笔写信调他到陕甘宁0教育厅工作，任中等教育科科长。
从晋东南回到延安后，吴伯箫继续写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散文。另外，也有一些表现个人性情、心境的篇章，如《山桃花》、《客居的心情》、《谈日常生活》等，曾受过到一些批评，作者也曾一度自我否定过，迟迟不肯收入集子，直到80年代，才有几篇选入集子里面。
1942年5月，吴伯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会上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表示欢迎文艺工作者到学校教学，说明那样做，一来可以熟悉群众生活，搜集陕北丰富的民歌，以利于创作；二来可以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这一发言，受到毛泽东的鼓励。他在这次会上的最大收获，是在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文艺的方向，下决心“为人民服务”，创作走上更为广阔，更为扎实的新路。
1943年，吴伯箫入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第三部组织党员参观南泥湾。本来，这次参观没有写作任务，但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将士又打仗、又生产，把榛莽丛生、荒无人烟的南泥湾改造成了五谷丰登、牛羊成群的塞北小江南。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使吴伯箫深受感动，情不自禁，一挥而就，写成了《丰饶的战斗的南泥湾》，歌颂南泥湾的新景象和南泥湾精神。而后，他又陆续写下了《“火焰山”上种树》等篇，反映边区生产、建设情况。同时，他访问各根据地到延安的党政干部，听他们谈抗战军民英勇斗争、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实地写了《一坛血》、《黑红点》、《化装》等。这些散文最初大多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1947年4月结集为《黑红点》，由佳木斯东北书店初版印行。其中有几篇在发表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被别处的报纸或刊物转载过。尤其是揭露日伪的血腥暴行、表现中国人民不畏-、誓死抗战的坚强斗志的《一坛血》，曾作为电讯稿发到各根据地，影响颇为广泛，仅在东北地区，不长时间内就有三种文集选入此篇并以其篇名作书名。延安时期，吴伯箫还抽空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有些篇章曾在艾青主编的《诗刊》和《解放日报》、《文艺月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其中的海涅诗译稿由艾青带在身边在战争环境中颠簸了3年，直到新中国诞生，由上海文化工作社1950年2月初版印行。
经过8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给曙光在即的新中国培育干部，1945年11月，吴伯箫随延安大学干部队离开延安，先到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任中文系副主任，半年后又到佳木斯东北大学任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编《东北文化》，办新抗大式训练班。东北大学先迁吉林，后又易地长春，改名为东北师范大学，他先后任文学院副院长、副教务长。
1949年7月，吴伯箫到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全国委员，委员会上被定为秘书长，因有学校工作未能到职。
1951年，他调离东北师大，到沈阳担任东北教育学院副院长。从1945年冬离开延安到1954年春离开东北，由于教务甚忙，他的创作不多，但不乏《出发点》、《范明
枢先生》那样的精品。这一时期的创作结集为《出发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7月初版印行。
1954年春，吴伯箫调到北京，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副总，参加编中学《文学》课本，兼办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任所长，并参加《文艺学习》、《语文学习》编委会工作。195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10周年，吴伯箫从《羽书》、《潞安风物》与《黑红点》三个集子中选出22篇，另加一篇《记乱离》，辑成《烟尘集》，当年7月由作家出版社初版印行，算作对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是对以往创作的一次总结。
1956年，吴伯箫参加全国总工会组织的作家参观团，任南团团长，去太原、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上海等7个城市参观访问。10月，他出访民主德国，出席海涅学术会议，途惊斯科等地，到列宁墓拜谒。这一年的国内外旅行，开阔了他的视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得以有⊙老泉》、《钢铁长虹》、《谒列宁——斯大林墓》、《记列宁博物馆》等散文的问世，并且成为他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契机。
将近八年的延安生活，给吴伯箫的生命打上了极深刻的烙印。在延安时，他热爱延安，建设延安；离开延安后，他怀念延安，歌颂延安。还是刚刚离开延安不久，他就写有《出发点》，把延安称为光明的灯塔、革命之力的发动机、人民大众的温暖之家、全国解放的出发点。文章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后来，他又撰写几篇文章宣传、歌赞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它喻为指示方向的北极星。60年代初，由于天灾-，中国人民的生活进入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渡过难关，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严峻课题。当此之际，吴伯萧不禁回想起当年延安军民团结一致、开展大生产运动、战胜敌人-、渡过难关的往事，创作热情怦然爆发，从1961年2月15日到同年10月1日，一连气儿写下《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歌声》，翌年6月11日，又写了《窑洞风景》，深情缅怀延安业绩，放声歌颂延安精神。这些篇章由于其强烈的时代精神，和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名篇，也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其中仅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就有3篇。1955年至1963年的散文收入《北极星》，由作家出版社1963年4月初版印行。《北极星》标志着吴伯萧的散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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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秋，吴伯箫入中央党校，学习了13个月。翌年被派到北京市房山县搞“四清”，约10个月。
十年浩劫期间，吴伯箫在劫难逃，在“大风大浪”中历经磨难。粉碎“-”以后，吴伯箫始得重新焕发青春。
1978年2月，吴伯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正式告别了从1924年开始间或有短期中断的半个多世纪的教育生涯。但是，他仍是山东大学兼职教授，仍以诲人不倦的精神指导业余作者学习写作，而且，他的名篇佳作仍在给数以百万计大、中学生乃至难以数计的广大读者以教益。
吴伯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正值社会科学拨乱反正、革故鼎新之际，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迅速打开局面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同时，他还先后兼任郭沫若全集编选办公室负责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笔会中心理事等职务，为繁荣新时期的文学事业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呕心沥血。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吴伯箫不顾年事已高，借开会之际或随团专访，观乐山大佛，攀峨嵋金顶，寻迹天涯海角，游访西双版纳，还应英中文化协会之邀，远涉重洋访问英国。这期间，他除了将观访见闻、感受凝结成文之外，还写了一系列怀念师友、回忆战争年代生活的文章，1981年11月访英归来，不久身体欠佳，经医生检查，始知已患晚期食道癌。重病期间，他仍系念工作，勉力为文，亲自将自己在最后几年的作品未曾编入集子的《海》、《理发到差》、《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等早期散文结集为《忘年》，交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4月初版印行，他还亲自为《吴伯箫散文选》提供选目，撰文提倡写散文，为文学事业尽了自己最后的努力。
1982年8月10日，吴伯箫在首都医院溘然长逝，终年74岁。
1983年7月，《吴伯箫散文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以前出版的《羽书》、《黑红点》、《潞安风物》、《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忘年》以及香港文学研究社1979年出版的《吴伯箫选集》在内，吴伯箫一共留下了9本散文集，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即使仅此一项，生命已见辉煌，何况他在教育工作与教育出版工作上也是建树卓然。至于他的精神品格，更是有口皆碑。吴伯箫的一生是平凡而又壮丽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