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伯虎（？～？），字君用，福州永富人（今属福建省），南宋孝宗赵詄淳熙八年（1181）辛丑科武举第一人。
该科共录取武进士44人。
江伯虎本名江南强，伯虎是孝宗皇帝放榜时的御赐之名，孝宗希望他能在战场上势如猛虎，威震敌胆，收复故地，建立光复再造之功。江伯虎本应成为《补官差注格法》颁布后第一个从军的武进士、武状元，孝宗皇帝也对其寄予厚望。然而遗憾的是，江伯虎却从内心对从军缺乏热情，他要求朝廷将自己的档案按不从军处理，对于宋孝宗许下的五年升正将的大好前程，江伯虎弃若敝履，情愿等到六年后再作升迁。
入仕三年后，江伯虎又参加了“锁厅试”，并一举得中。“锁厅试”是指现任-参加的科举考试。朝廷对“锁厅试”持鼓励态度，所授官阶十分优厚。江伯虎考中文进士科后，朝廷授他以大理评事之职，此官阶等同于当年文状元的品阶。可以说江伯虎先赴武举，后考文举是为自己积累作官资本走了一条捷径。
作为武状元和文进士，江伯虎是很有才华的。说到江伯虎，不能不说到《施氏七书讲义》，而说到《施氏七书讲义》，又不能不提到《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宋朝廷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兵书中选出的七部优秀著作，它们是《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黄石
公三略》以及《唐李问对》。宋朝廷将这七部书刻版印刷后作为教材颁之于武学。这七部书的颁行表面上看，是古代兵书由单行本向丛书方向的发展，但它更为深刻的意义的还表现在文化、教育上，它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的定型。在先秦时代，兵学上存在着齐国兵学、南方兵学、秦国兵学的差异，而汉代又有权谋、形势、阴阳、技巧诸类的界限及儒家兵论与黄老兵论间的区别。《武经七书》既有儒家色彩浓重的《吴子》、《司马法》，也有黄老道家的兵学著作《黄石
公三略》，更有突出法家的《尉缭子》，这样编排，体现了宋朝廷在兵学理论上开始采取兼收并蓄的学术态度，那就是宋代兵学并未归依于那一个流派思想。
《武经七书》颁之于武学后，成为武学生的必读书，自然就会有老师讲授，《施氏七书讲义》就是中国有关《武经七书》的第一部讲义，它由宋代学者施子美编撰而成，讲义深入浅出，对武学生学习和老师教授均很有帮助。然而，有宋一代，虽然官方确定了《武经七书》的正统地位，但兵、儒两家的辩论仍然非常激烈。特别是在代表两家基本准则的“诈道”和“仁义”问题上，叶适、高似孙等儒家学者坚持儒家伦理道德，否定兵家的“诈道”和“见利而动”，不少人千方百计地贬低孙子其人其书，这些都给以儒者身份写书的施子美以很大的压力。对此，施子美在印行《施氏七书讲义》时，找到了江伯虎，请求伯虎为其讲义作序。江伯虎先荣登武状元，后又登文举，才兼文武，在当时的武学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不仅对兵学颇有研究，有着较深厚的军事理论修养，而且也对法家、儒家多有涉猎。对施子美的才学，及《施氏七书讲义》的学术地位，江伯虎也非常叹服与推崇，他慨然应允下来，对施子美及《施氏七书讲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在序中写道：“施子美为儒家流，谈兵家事，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
另据现代学者考证，《施氏七书讲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武经七书》的注解本，该书共四十二卷，注文详细、条理分明，对孙吴诸书本义有所发明。特别是在著述体例上，开后世兵书标题讲章之风气，在中国兵学史上颇有影响。该书最早刻本为金宣宗时刻本，后流入日本，在日本又有庆长、元和、宽永、元禄和文久年间五种刊本。
1927年，中国自强书局根据日本原版书出版了《施氏七书讲义》的石印本，使国人在研究《武经七书》时，又多了一种珍贵的参考书。
江伯虎有一弟弟，名叫江伯夔，是淳熙十四年武举的第二人，入仕后曾任詃门舍人，官终于东南第十将。
此榜有姓名可考的武进士2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