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祖王安国
为吏部尚书，父王念孙为直隶永定
河兵备道，皆以治名物训诂著称。引之幼承家学，根底坚实，乾隆六十年（1795）中举人，嘉庆四年（1799）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因成绩优异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参与纂修《词林典故》，曾任实录馆、国史馆副部裁，道光七年（1827）晋升为工部尚书。王引之为官之道，“不唯阿，不矫激，敷陈密勿，家人多不及知，有古大臣风度。”（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直言议政，嘉庆帝为之地动容：“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撰成《字典考证》。王引之治学朴实无华，不尚虚文，最忌有枝叶，曾自言：“吾著书不喜放其辞，第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辞。”（龚自珍《工部尚书高邮王文
简公墓表铭·引语》）其书札短篇，后人辑有《王文
简公文集》。
王引之幼承家学，精研古义，曾经自言：“吾之学，于百家未暇治，独治经。吾治经，于大道不敢承，独好小学。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赵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焉。其大归曰：用小学校经而已矣。”又说：“吾用小学校经，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书体六七变，写官主之；写官误，则为改。孟蜀以降，椠工主之；椠工误刊，则为改。唐宋元明之士，或不知声音文字而改经，以不误为误，是妄改也，则为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没、汉之初，经师无竹帛，异字博矣，吾不能择一以定，则不改叚借之法，由来旧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叚借字，则考文之圣之任也，则不改。写官椠工误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群书无佐，惧后来之藉口也，又不改焉。”（龚自珍《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简言之，“三改”是对于写工之误、刻工之误、妄改之误，皆勇于改正；“三不改”是异字多的不改，本字难求的不改，群书无佐证的不改。这样有分析有区别的处理，确为校勘学树立了良好的范例。特别是“用小学校经”和“群书无佐证”者不改，最能表现高邮王氏父子校勘学的特点。 王引之作为扬州籍徽派朴学的著名大师，见证了徽派朴学学风影响之盛。其治学态度和方法，体现了如下特色：
一是以声音通训诂。王引之始终牢记其父王念孙所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的理论，并把它运用到实践中去。他根据这一理论“触类推之”，“而见古人之诂训，有后人所未能发明者，亦有必当补正者；其字之假借，有必当改读者”，因此作成《经义述闻》，书中因声求义不限形体的例子随处可见，因此而大有创获。这是王引之治学特色，也是高邮王氏父子共同优点，显示我国传统小学的一大进步。
二是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这是他所推崇的其父王念孙“熟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的精神。他在本书序言中引用王念孙所说：“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于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已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在本书中对于毛、郑、贾、孔等先辈，都广为采摭。注重证据，不尚空言，对于“经传无征”、“古训无征”的事物，从不强为之解。
三是注重语言环境，随文释义。书中“揆之文义”、“寻文究理”等语，随处可见，与一般字书、训诂书孤立地搜集经传字词进行概括性的疏证不同。这也是本书与《文雅疏证》惟一的不同之点。惟其如此，《经义述闻》才取得了“凌越汉唐”的空前的成就。阮元为本书作序，曾说：“《经义述闻》一书，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得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之误解，今得明矣。”
王引之有著《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关于训诂、校勘学的徽派朴学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