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戎（234年——305年），字濬冲，琅琊临沂人。琅琊郡在秦朝时为三十六郡之一，琅琊王氏世代居住于此，直至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方举族迁居金陵。在中古时期众多的家族中，琅琊王氏可谓鲜有其匹。这个家族自汉代便登上历史舞台，两晋之际逐渐兴盛，子弟众多，才俊辈出，三百余年冠冕不绝，是真正的簪缨世家。王戎的祖父王雄
，在曹魏官至幽州刺史；父亲王浑
，官至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都官居高位。
王戎自幼“清明晓悟”，据记载，他七岁时与同伴在路边玩耍，道旁有结满李子的李树，其他人争相去采，只有王戎不动声色，别人询问时，他答道：“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最后果然如此。俗话说三岁看大，终王戎一生，他处理事务时都有着敏锐的眼光，往往料事于先，在政治乱局中才得以祸不及身。
王戎十五岁时，认识了父亲的同僚阮籍，阮籍长他二十四岁，两人是忘年交。阮籍造访王浑
时，每每会说：“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以为王戎的清赏，其父不能比拟，遂超越年龄的差异，将其视为同类。
魏初迁都洛阳时，河内郡山阳县成为了达官贵人密集修建庄园的地区，王戎之父也在山阳置下园宅，这样，王家就与在此修建竹林园的嵇康成为了长期邻居。到正始之后，他与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诸人，共为“竹林之游”，史称他们为“竹林七贤”，而他则是这七贤之中最小的一位。
所谓竹林七贤，其实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正始之后，司马氏政变，沉重打击了曹氏集团，基本上控制了政局。为了乘胜前进，司马氏开始对异己势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镇压。此过程中，杀人如麻，腥风血雨，人人自危，朝不虑夕，于是，一股退隐之风盛行开来。这七个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他们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本就有着相似的哲学倾向，加之对世事的共同感受与对自身声明的忧虑，更是相结为友，“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在清谈中回避政治。
然而，在司马氏的屠刀下，要想彻底置身事外并不可能。高平陵政变后，中国历史走向了血腥的魏晋禅代之路，司马氏希望拉拢名士为己所用，这种情况下，竹林名士群体也发生了分化。嵇康、吕安、向秀拒绝向司马氏称臣，坚持“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还因此被杀；阮籍离开竹林出仕，以一种消极态度当了朝廷官员；而王戎本出于官僚家族，虽崇玄学，终究不会过分厌恶官场，何况他对曹魏的忠诚本就不如嵇康那般坚定，他是真正踏入朝堂，开始了为官之路。
父亲死后，王戎袭父爵入仕，官至吏部尚书。据史料记载，他曾接受钟会举荐做了相国掾，钟会是杀死嵇康的刽子手，死心塌地为司马氏效力，而阮籍则与司马氏貌合神离，这两人的关系非常紧张，王戎则游走于钟会、阮籍之间，与二人同样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王戎接受他的举荐，可见其确有官宦之志。
在此时，王戎的思想也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相同”，陈寅恪先生对此做了详细的论述：“至王氏戎、衍兄弟即为晋氏开国元勋王祥之同族，戎父浑，衍父乂又皆司马氏之党羽，其家事遗传环境熏习固宜趋附新朝致身通显也，凡此类因缘可谓之利诱……其早岁本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立人之朝，跻位宰执，其内惭与否虽非所知，而此等才智之士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之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宗旨反复出处变易之弱点，若由此说，则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讳……故自然与名教相同之说所以成为清谈之核心者，原有其政治上实际适用之功用……”
王戎在此时表现出了多面的特点，他是圆滑的，韬晦以求自保的，同时又确有政治才干与过人的勇气，他尽情向外界展示了自己的贪吝，另一方面，在性情上竟然又保留了许多竹林时期的任诞。王戎在他人生的后期表现的十分吝啬，他的侄子结婚，他只拿了一件单衣当贺礼——婚礼后又实在舍不得，重要了回去。女儿嫁人之后朝他借了笔钱，回娘家时就很受了些脸色，直到把钱还上才才一切正常。更令人惊诧的是，这位王戎家里有李树，结果极好，他把这些李子拿到市场上去卖，又唯恐别人也得到这样好的树种，所以在售卖之前一定要钻掉李核。如此种种，不胜枚举。但这些记载与他早年行迹并不相符，史书对他的记载中，“清廉”与“贪吝”两种评价并存。王戎一生中，这样的矛盾之处并不少见。
西晋前期，正始、竹林名士及其追随者们开始逐渐居于政治主导地位，并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以贾充为代表的新礼法之士和以山涛为代表的玄学名士两派。晋武帝司马炎利用两派矛盾，扶弱抑强，使之互相抵消，以防出现专权重臣。在朝任职的竹林名士向秀、阮咸站在山涛一方。而王戎这一时期正在地方做官，史书对王戎这二十一年的任职情况，记载得极其模糊且有不合常规处，大概说来，应为尚书吏部郎（六品）——黄门侍郎（五品）——散骑侍郎（五品）——河东太守（五品）——荆州刺史（四品）——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四品）。
咸宁五年（279）王戎以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指挥一路渡江部队进攻武昌，因功进爵安丰县侯，并于太康年间回
京任门下省长官侍中要职。他仍然没有参与到-中去，而是游离各派，左右逢源。他与礼法派通亲，在感情上则对竹林名士及其子弟十分亲厚。
太康三年（282），以杨皇后父兄为代表的外戚势力急剧膨胀。次年，山涛病逝，名士派新的代表人物是司马炎的胞弟齐王攸，这位齐王德高日隆，朝臣内外皆属意于他，对太子司马衷造成了威胁。为了扭转局面，礼法派组织反击，司马炎最终下诏要求齐王离开首都回到封国。对此，朝中的名士派掀起了一场抗旨运动，纷纷上 书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司马炎大怒，此时王戎在皇帝身侧担任侍中，也倾向于名士派，但在言谈时依然沉默不语，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
在官场上，王戎秉持柔和的态度，南郡太守向他行贿，王戎既不接受也不批评，只是回信表示深切感谢，此事一经披露，朝中议论纷纷，多为谴责。但这种处事方法使他在太康时期的官场上一路顺畅。
王戎本人在政治上并不甘于庸碌。司马炎称帝后，王戎受命率兵伐吴，他先是成功说服吴军将领归降，然后领兵直取吴都建业，逼得吴主出城投降。晋惠帝时，王戎任吏部尚书，厉行改革，整顿吏治，在官吏选拔上实行甲午制——即先让待选的人去地方试用三年，再根据考绩任职，尽管这一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因王戎与贾充通亲，并未按照朝臣弹劾被免职。元康元年，贾后密令楚王玮杀了实际控制朝政的汝南王司马亮，后又借口楚王擅杀大臣将其处死，权力落到贾后手中。这次宫廷政变因汝南王、楚王的卷入，被称为“八王之乱”的开始。在政变后的三月到六月间，王戎再次进入政治中枢，与张华
、贾模等人同心辅政，他们执政的时段（291—299），是西晋后期历史上唯一政局相对安定的时期。
此外，在王戎参与中枢执政时，魏晋玄学也出现了正始之音后的第二个0：元康玄学。王戎通过清谈活动为此推波助澜，大大推动了这一阶段玄学的发展
元康七年（297），王戎出任司徒，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但此时贾后荒-政，诸王拥兵自重，官僚奢侈腐化，王戎看到政局无法逆转，于是开始敷衍政务，尸位素餐。
元康九年（299），贾后想要废除太子，诈称皇帝不适，将太子诱到宫中，派婢女陈舞逼他吃事先备好的醉枣。又让黄门侍郎潘岳模仿其平日口气打了份草稿，上面写着要求皇帝退位，否则自己将进宫废帝之类的话，在太子迷乱时逼他抄写下来，由此要求废除太子。
贾后意图废杀太子一事，引起朝野激愤。王戎对此未发一言，贾模、张华
、裴等人计划发动政变，废除乱政的贾后，作为执政集团的核心人物，裴的岳父，王戎对此或许知情，但他并不参与，贾模等素知王戎明哲保身的态度，也并不找他讨论政变问题。王戎此时的缄默常被后人讥刺：“王政将圮，苟媚取容，属愍怀太子之废，竟无一言匡谏。”
永康元年（300年）四月，赵王伦利用贾后乱政造成的社会不满发动政变，通过大-控制了朝政。赵王的亲信幕僚叫做孙秀
，孙秀
早年贫贱，求品乡议。王衍
当时并不愿意品评孙秀，但王戎看出此人不凡，劝王衍
给了较好的品评。赵王政变后，孙秀操生杀大权，与他有宿怨者尽皆被诛，而王戎只是以党附贾氏的罪名被免职，保全了身家性命。
赵王伦政变标志着八王之乱真正启动，六年间，-从宫廷政变演变为全面内战，元康时期位于社会中心的文臣名士，只能在诸王争斗的夹缝中生存，朝不保夕。此时的王戎已沦为诸王手中的政治道具，可谓极其狼狈。由于他不愿为司马礒出谋划策，还险些遭遇杀身之祸，不得不伪装五石散药性发作，掉进厕所，才侥幸得免。
永兴元年（304），七十岁高龄的王戎被裹挟着参与了讨伐司马颖，战败被俘，与惠帝同至邺。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在危难之间，亲接锋刃，谈笑自若，未尝有惧容。”王戎幼年时，到猎场观戏，笼中猛兽吼声动地，众人惊慌，而他神色不动。在这则记载中，仿佛还能看到他始终保持的过人胆色。
回到洛阳后，司马颙的将军张方准备将朝廷劫持到长安，王戎趁机向南逃往郏县，一年后，他在郏县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王戎的一生，在后世有许多争议，颜延之作诗吟咏竹林贤人，便不肯将王戎算在其中。王戎在玄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身后也并未有什么诗文传世，只留下来了一些短句品评之类。《世说新语》记载，王戎微服经过黄公酒垆时，曾发出一番言论“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此话读来，实在令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