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福益（1865—1905）又名乾，后改名福益，号梓熊。湘潭县继述桥乡碧水村人。
马福益的父亲叫马大良，佃同族某地主的田耕种。后来不知何故被迫退佃了，弄得他们一家没屋可住，无田可耕，生活非常困难。通过一个姓刘的亲戚介绍，举家搬迁到醴陵西乡瓦子坪租佃一个姓傅的地主家的田耕种。
福益父母生他们兄弟三人，取名为福一、福二、福三，后福一改名为福益。福益在幼年的时候曾读过几年私塾，能写普通的书信和简短的文稿，马福益为人正直、果断、善辩，遇邻里争端或不平事，即出面干预，且处断公平。曾在雷打石石灰窑打工。后入哥老会，不徇私情，按会规办事，会众倾服。遂常有人到他家里来投告，要求处理纠纷，解决矛盾，以致让他应接不暇，把农活都给耽误了。他的两个兄弟都埋怨他，父亲对他也不满意。分给福益数千铜元，让他带着妻子迁到附近的渌口市居住。
渌口原为醴陵县的大集镇（现为株洲县城），当时商业很发达，居民超过一万多人。每年旧历正月、五月、八月，逢年过节，搞民俗活动，迎神赛会，很是热闹。集市里面设有-场地（俗称窑）几十家，一些有钱的大商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聚，输赢钱额多的达几万元，时间也很长，往往达到三四十天．当时，虽然渌口的商业依赖-招来这些人而发达起来了，但是流氓，地痞、盗贼也麇集在这里．他们偷窃撞骗，作案累累，致使商民惶惶不安。这些窑大都是是哥老会党首领所设。福益在农村的时候，就已加入了会党，并且担任首领。当时各个会党的负责人知道福益生活困难，共同商量从窑中抽出一部分的钱来救济他。渌口商人们因为市内社会治安，甚为忧虑，总想有个好办法来加以维持。当他们知道马福益为人比较正直，并且在会党中地位很高，便由商会会长马某以和福益同姓关系进行密商，请他协助维护禄口治安。有一天，福益在市中最大的酒馆——湘江阁，邀请会党首领商议如何搞好市内治安问题，他在会上首先发言说：“-系渌口市商务发达的来源，政府不加禁止，我们也俱蒙其惠。但因-而招至不良分子，有-的，有拐骗的，甚至有抢劫的，使商旅居民均感不安，此实为较大的危险，我们不能不想法挽救。”大家都非常赞同他的意见。当时就一致商订共同遵守五条秘密条规。其条规是：
一、-者不得做假，不诈骗；二、不得行凶打架；三、遇有争端，须由大家公平处理，不得徇私袒护；四、绝对禁止抢劫与拐骗，来市者给予旅费，令其他去；五、离市二十里路不准-，一次-后，不准再行留居。
上述条规实行以后，市面果然安然无事，因而马福益的声誉蒸蒸日上，威信也越来越高。于是他便开堂放标，招收徒弟，渌口市民加入的很多，势力逐渐扩大、遍于醴陵、湘潭、萍乡、浏阳县。连江西湖北等省，也有人加入他的领导的会党，共约一万佘人。尤其是在湘赣边界，势力更为雄厚。
马福益曾经当过清朝水师飞瀚营的“火军头目”，管理过伙食，他因为用营内的军粮等军需物资接济过他的会党，所以被开除了。
1891年，福益创立回龙山时，曾经分别委派他的会党同事刘涛
棋、郭福、何士才、尹信延等为东南西北四路负责人，自已担任四路总统。并被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省洪江会（哥老会）共同拥戴为领袖。1897年又被湖南、湖北两省哥老会各个山堂推选为龙头大爷。
福益所参加的会党属于洪帮，组织庞大，在国内设有总堂口，由各首领自行开堂放标，招收党徒。帮内有四大标志，就是所谓：“山、堂、香、水”。这山、堂、香、水，是由各首领自已规定名称，帮内不作统一要求。福益所开的山名为“昆仑山”，党名为“忠义堂”，香名为“米奶香”，水名为“去奶水”。
湘潭的雷打石（现为株洲县管辖）和渌口仅仅只隔一条江，这里出产石灰石，办了二十多家石灰窑厂，其中马家河的富裕户黄某，约占十分之七、八，共有两千多工人，大多数都加入了会党。同时，也有少数流氓、地痞、盗贼混进来了。所以好坏不齐，成分不纯，对地方治安常有骚扰和影响。黄某为了这件事十分忧虑，便和各工厂负责人商议，决定聘请马福益当各工厂的总工头。福益愉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聘请。于是各工厂主共同商定，每个工厂设一分总工头，总工头下面又设若干工头，每一工头管理窑工若干人。如果工人对工厂负责人有什么要求时，也必须通过工头来办理。福益到雷打石以后，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使这一带社会安定，秩序井然，流氓盗贼几乎绝迹，使当地居民能够安居乐业，因而对福益非常用拥护和尊敬。
由于福益出身于贫民，深受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压迫，所以很早就具有反抗清朝的理想和志愿。当孙中山
先生派遣华永年、林述、唐偕同日本人平山周等到长江流域一带调查哥老会的活动情况时，福益就曾经派他的部属头目李云彪、杨鸣钧、张尧卿等前往香港和孙中山
先生接洽过。1900年，唐才常等组织自立军起义时，福益也曾参加。虽然自立军事件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反抗清朝统治的志愿。相反，他的态度则更加坚决，积极、总是秣马砺兵，伺机再起。
1903年，黄兴、刘揆一抱着组织革命团体，进行武装起义的目的，先后从日本回国，在湖南组织华兴会，联络会党，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计划在长沙起义。在归国的前夕，黄兴和刘揆一共同商量进行革命的方法。黄问刘回国以后却如何进行为好？刘揆一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为反对满清，而早的团结。”黄兴也认为：“洪会党人，为与已具有一同排满宗旨者。”并且还认为：“久已蔓延团结，惟相顾而莫先发，正如炸弹既实，待吾辈引火而燃。”
洪江会党内部纪律严明。福益执行会党纪律也较严格，作到言出法随，不徇私情。例如会党成员马龙
彪、与马福益系亲戚，其人短小精悍，行动矫捷，皮肤白晰，人们称呼他为“玉面猴子”。平时，福益很喜欢他。马龙
彪与同党兄弟郭某之妻乱搞两性关系，并且还将郭某赶走，霸占了他的家庭；另有一个叫刘力士的会党成员，加入会党不久，便在茶酒馆中夸耀自已，扬言自已是会觉成员，并且在商店强行买东西不给钱。这两人的事情被福益知道后，一天，福益召-党中重要成员开会，把马、刘二人叫来，严加批评。并问管理执行会党纪律的刑堂说：“凡犯与同党兄弟之妻通奸者，按会规应该怎样办理？”刑堂回答道：“此事名为同穿绣鞋，依经典规定：凡同穿绣鞋者，必要开丢（即使犯者自杀丢掉性命）。”福益听了以后，便对马龙彪说：“尔犯如此大罪，我当照章执行，尔自已怎样打算？”当时马龙彪吓得面色苍白，魂不附体，一句话也对答不上来。这里会党兄弟中有人向福益提出要求，希望免除了龙彪的死罪。福益说：“我们正式开堂不久，便有违反经典之事发生，如不照章惩办，何以维持山堂，统辖会众？”当时。各兄弟面面相觑，再也不敢为他说情了。于是，福益便派了几个会党成员，将马龙彪-着，押到江边，用小船载到河中间，推于江中淹死了。接着，福益又问型堂道：“泄露本堂秘密及招谣撞骗者，该怎样处理？”型堂答道：“经典有句云：江湖一点诀，莫对父母兄弟妻子说：若对父母兄弟妻子说，七孔要流血。”福益又问：“七孔流血是怎样办法？”型堂说：“系用尖刀在腿上刺三刀，穿六眼，再用一刀从左臂上刺入。”福益要人给他用刀口药敷住伤口，帮助他止住疼痛。并且再三嘱咐他以后千万不要再犯错误。又有一个姓戴的湖南哥老会党人，违反了会规，福益便当夜开堂，判处他死刑。当福益把戴某送到沿河间小道进行准备剖腹刑的时候，犯人死而无怨，看到道路崎岖，怕福益不慎跌伤，便回头对福益道：“大哥好走，须防失足跌下坑去。”福益听了感动得流泪，并好言安慰死者，并厚恤家眷。自此以后，会党中纪律严明，会党成员对福益既很敬佩又很惧怕。辛亥革命先驱刘揆一等当时也认为：马福益与洪江会党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1904年2月，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决定联络会党，策划起义。但鉴天华兴会员中，多数是当兵的人，恐怕与洪江会的接洽时有隔阂，不方便，于是黄兴等人又另外成立一个“同仇会”，专门作为与洪江会党联络的机关。同仇会的组织，仿效日本的办法，设将佐尉军阶衔级别，规定将佐尉各军阶职务。黄兴自已担任大将，兼同仇会会长。刘揆一任中将，负责掌握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负责管理会党事务。
黄兴通过刘揆一的弟弟刘道一与会党进行联络，先后曾两次与福益进行过会晤，共同商讨起义计划。
马福益与黄兴第一次见的时间是1904年甲辰的春天。黄兴和刘揆一原来想约马福益在湘潭县城见面。为了避免清军官吏的侦探，他们便穿着短便衣和钉鞋，头上戴着斗笠，在一个大风呼啸、雪花飘飘的夜晚，走了三十多里路，在湘潭县茶园铺一个岩洞中会见。他们三人烤着熊熊的柴火，席地而坐，各自倾吐自已的意见和抱负，共同商讨推翻满清的大计。准备在十一月十六日（即光绪年三十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全省官吏在玉皇殿举行庆祝仪式时，在这里预先埋好0，等他们开会时，把他们炸掉，从而乘机起义。还计划省城里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为主，洪江会的成员协助，外面分五路响应；并以洪江会成员为基础组成起义部队，由军人和有知识的学界人员担任指挥。福益还准备派洪会党中的谢寿棋、郭义延组成浏阳军队；申兰生、黄人哲组成衡洲军队：肖桂生、王玉堂组成岳洲军队；游得胜、胡友堂组成常德军队；邓彰楚、谭菊生组成宝庆军队，等候华兴会派遣指挥与监军的人员。并且共同推举黄兴为主帅，刘揆一与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这次约会之所以能顺利进行，主要是事先经过福益的周密筹划和妥善布置。晚上矿山周围都布置有会党成员严密防守，所以才使会唔能够安全顺利地进行，才能得以畅所欲言．并且还命会党成员在山凹雪深的地方挖了一个土坑，埋了几只雄鸡，用柴火把鸡烤熟后，他们开怀畅饮，高高兴兴地议论到天亮才散。黄兴兴致勃勃，在返回家的途中写下了“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的诗句来纪念这件事。
福益与黄兴第二次会见是在1904年9月23日（古历八月十四日），地点是在浏阳县普迹市。这一天，普迹市按照惯例举行牛马交易大会，华兴会领导人黄兴和刘揆一、徐拂苏、陈福
等前往普迹市再度与福益会面。陈天华当时也化名郑天然从南昌赶来参加这次会见，福益将他所管辖的各部下负责人姜守旦、龚春台、冯乃古等一一见面。并且还隆重地举行了为福益授予少将衔的仪式，由刘揆一代表黄兴会长主持。在这次会见时，黄兴还给了福益长枪20支，手枪40支，马40匹，准备起义时应用。同时还决定，等从上海陆续运到大批枪械后，立即提前发动起义。这样，原来准备在长沙玉皇殿预埋0的那件事，就耽搁没有进行了。但由于这次“仪式庄严、观者如堵”，因而对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自此以后，相继加入哥老会的成员，非常踊跃，约有十多万。
福益与黄兴，刘揆一会谈不久，便在雷打石附近的某寺庙里，举行正式开堂。开堂典礼非常隆重。这种隆重的开堂仪式，以往各山堂是从来不轻易举行的。福益在会上发言道：现在本山堂众已至万人，势力远及江西、湖北等省，控制不无困难；幸有先代遗传，可资遵循，这是我们对内的行动。至于对外，现在孙中山、黄克强先生等，正领导进行反满斗争，已与我们取得联络，我们必须奋力参加，以达到推翻满清之目的。”
自从马福益与黄兴、刘揆一等会见以后，为了给起义积蓄力量，马福益经常骑马巡视各石灰窑厂，还到浏阳、萍乡一带活动。他在雷打石时，曾经亲自挑选了会党成员中身强力壮、且具有才干的人当头目，带领他们深更半夜在山林中操练军事。还亲自教他们学会手枪，步枪的射击技能。由于华兴会、同仇会、哥老会的积极活动，逐渐引起了清朝官方的注意，于是就是加强了对华兴会等活动的侦缉。再者，加上华兴会组织发展较快，被一个混进会中的败类——刘佐楫里应外合出卖革命，将普迹市开会的详细经过出卖给劣绅王先谦.王先谦马上向巡抚陆元鼎告密，因而使事情泄露了。（按：据刘揆一撰写的“黄兴传”载：为武备学生朱某误泄其事于王先谦）。于是不久洪江会党中的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等被清吏逮捕了。这就使陆元鼎获得了黄兴、马福益等准备起义的事实-。后来，洪江会党负责人肖桂生、游得胜等被铺后，也被迫供出：“听从马福益派充华兴会中路付办，放镖邀人。”游得胜也供认：“听从马福益散发同仇会、华兴会票”。当时黄兴、刘揆一等在长沙，洪江会党在邮电部门工作的颜某在获得的上述情况后报告了他们。黄、刘二人化装成海关人员逃往上海。颜某又把这消息转告了马福益。从此以后，马福益便成为清朝统绐者的搜捕对象了。
马福益在清政府官吏的通缉下，首先逃往广西，不久又回到湖南湘西的洪江，改名佑衡，准备以洪江为根据地，重新布署起义。并且还派常德哥老会负责人谢寿棋去上海，重新与黄兴取得联络。信中说：“前之失业，半由于党人不慎所致，深自愧恨。今欲集洪会各派之精锐于洪江，作孤注一掷举之势，希派人指挥。”
黄兴，刘揆一等接到马福益的信后商量，认为洪江这个地方是一个多山偏僻地区，作战时既能进功，又能防守，在这里可以搞持久之战。并且还可以以这里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的革命力量发出号召，使他们共同进行革命活动。所以非常赞成福益的意见。于是黄兴、刘揆一等于1905年3月从上海回湖南，先在汉阳取出原来寄存在那儿的43支长枪，7排子弹，密藏在船舱底下。又从汉阳出发，一直行驶到常德。哪知刚刚抵达沅陵，被厘卡搜枪弹，事情暴露了。黄兴、刘揆一等与卡兵博斗，一直到天黑才得以脱险。在途中遇到了杨任，便和他一同到他一个亲戚家里休息。并且从杨任口中得知马福益被捕。原来马福益从广西归来的时候，会党成员按照原来的路线迎接和护送他。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改路线，于四月二十三日（农历三月八日）在萍乡境地不幸被清军逮捕。他们获得这消息后，只得绕道古丈、石门、到湖北公安，由汉口再次逃往上海。
马福益在萍乡被捕后解往长沙途中，清吏竟残忍地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以防逃脱。入狱后并被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当马福益在监狱里看到许多同志脚镣手铐，为了保护同志，除承认与华兴会首领有关系以外，多方证明那些被囚禁的人与华兴会没有关系，因而解救了一些同志出狱。比如与他同时被捕的谭菊生，就是因为福益坚决否认他是洪江会党而得以免于遇难的。
1905年9月26日（三月十一日），即马福益被捕后的第三天，在长沙浏阳门外英勇就义，时年四十岁。
当福益遇害的消息传到日本的时候，黄兴等华兴会员深为悲愤。在东京开了一次大的追悼会，还把福益制定的军纪十条（如不杀人、不拢商市、不惊远客等）发行十多万册，广为流传。日本各界对福益的革命行动，也极为称赞，称福益为“支那革命的先驱”，报上还刊载着他就义时的照片。
马福益从结识黄兴投入民主革命，到被捕就义，共约一年时间。这短暂的时间，在他的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坐标。马福益一生闯荡江湖，尽管声名赫赫，但终归是一个草寇英雄。黄兴与他"结义"，将他引导到民主革命的事业中来，这才使他的江湖生涯能够发出耀人的光彩而留名青史。福益虽已遇害，但他的洪江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他的部属负责人姜守旦、肖克昌、龚春台、冯乃古、李金奇（一作经其）、李香阁、以及殷子奇，刘泽春等，于1906年十月十九日在华兴会会员刘道一等的率领与组织下，发动了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