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鹏（1857——1942），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号梦醒子，晚年又号遁世翁，山西太原县（现为太原市晋源区）赤桥村人。
刘大鹏幼年从师受业，23岁毕业于太原县桐封书院，翌年入省城崇修书院学习，为书院山长杨深秀赏识，学识大进，清光绪二十年（1894）中甲午科举人。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曾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以怀才不遇，隐居家乡。其间，他曾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20年。1914年回到家乡大原县，任县立小学校长，兼营小煤窑，并种有少量土地。他一生基本上生活在晋中农村，对下层社会生活有较多的接触；在地方上办过不少好事，曾募捐集资修葺晋祠殿宇以及附近道路，兴办过晋水水利，在地方上有相当的名望。光绪三十四年，山西省咨议局成立时，任省咨议局议员，民国建立以后担任过县议会的议长、县教育会副会长、县清查财政公所经理和公款局经理等职务。他长期寓居乡村，对农民疾苦体察颇深，亲怀“康济斯民之愿”，常以不得行其志为恨。对官吏贪暴与政治腐败，多有谴责。清光绪三年（1877），太原县境遭受旱灾，晋祠边山一带饿死者十之八九。他在记述此事时，愤然写道；“丁丑灾荒酷虐特甚，而晋省赈务亦至太极渥，可穷乡僻壤之饥民，得实惠者百不获一耳。盖由州县官绅奉行不善，或亲现衰鸿，赈恤延缓；或侵吞赈款，饱其私囊……”，表示了对-污吏的愤慨。1934年因目睹阎锡山政权搜刮民财，横征暴敛。曾上 书南京中央政府，为民-，指斥山西当局“捐涉于苛，大伤治国之本，税成为杂，必失民众之心”，促使南京政府转饬山西省署，豁免苛捐杂税，上 书署名“鲍伯坪”，意为抱不平。此讯传出，晋民称快。
晋祠一区，在太原县治西南十里悬瓮山麓，水绕山环，境极名胜，甲于三晋名胜之首。但向无专志以志其盛，刘大鹏有鉴于此，踏遍晋祠一带山川寺院，寻幽访古，钞碑录碣，又博览古典书籍文献资料，采集故老传闻，于光绪二十八年编著《晋祠志》。五易寒暑，光绪三十二年成书（该书已由慕湘点校，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42卷，有祠宇、亭榭、山水、古迹、宸翰、祭赛、金石、乡校、流寓、人物、河例公案、文艺、植物、故事、杂编等多方面的丰富内容。该书汇集历代有关晋祠的文献记载与民间故老传闻，详细描绘了当时晋祠风物。其河例公案则如实记载了晋水流域历代的水利纷争及统治者欺压、剥削农民的史实。书中还记述有明、清以来历次农民起义与庚子以后当地反帝运动的史实，为研究历史者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刘大鹏博学多才，著述宏富。其代表作主要有：《醒梦庐文集》 8卷、《卧虎山房诗集》35卷、《从心所欲妄咏》50卷、《琢玉闻吟》8卷、《砭愚录》8卷、《衔恤录》10卷、《寄慨录》12卷、《随意录》4卷、《潜园琐记》6卷、《游绵山记》2卷、《唾壶草》2卷、《遁庵随笔》2卷、《迷信丛话》17卷、《愠群笔谭》25卷、《乙未公车日记》4卷、《刘氏世系谱》3卷、《藜照堂家训》2卷、《梦醒子年谱》12卷。惜其均系手稿，未能刊行问世。当时士人以读书为求仕进，退居林下也多是诗酒自娱，消遣岁月。而刘大鹏能自甘淡泊，累月穷年，跋山涉水，遍搜广求，在古迹淹没、文献零散的情况下，仅凭个人奔波，于重重困难中而成洋洋巨著，诚属难能可贵。
刘大鹏很关心地方公益，对地方水利也颇有研究。当时晋水灌溉稻田三万多亩，而太原县受益者30多村，他编撰了《晋水志》13卷。书中详述了晋水之源，分水口岸，核实溉亩情况，水程定规；及有关迷信。“祀事”，渠甲分布等。各卷之首又冠以小序与河图，阅者能穷其源而究其流。又别著《汾水河渠志》若干卷。对本县河害较大的北河边孙家沟，他又殚精竭谋改筑堤堰，并撰写了《重修孙家沟幻迹》2卷，希望后人能继往开来，除害兴利。
他的这些考察和研究，不仅为当时的地方公益和水利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刘大鹏一生为保护文物古迹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晚年贡献更为卓著。1932年以前，晋祠天龙山石窟石雕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勾结劣僧-严重。刘大鹏当时是太原县保存古迹文物委员会的特别委员，是追查被盗事件的主要成员。其所著《柳子峪志》便记述了当时太原县追查和保护文物古迹的史实及相应措施。书中既写了天龙神像严重损伤情况，也论列了“太原县天龙山古迹文物保护委员会组织大纲”、“太原县天龙山古迹文物保存规则”等文献资料，是研究天龙山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史料。他曾呈请省署撙节太原县经费、葺修晋祠庙宇，并著有《重修晋祠杂记》 2卷。他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可谓呕心沥血，功垂后世。
《退想斋日记》 200册，是他长达半个世纪耳闻目睹的亲身阅历，也是他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日记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描述了当时当地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况。如气候、水旱灾害、祈雨活动、农业生产、农产品品种、产量、价格、雇工工价、赋税、差徭，以及当时的民间生活风俗。如岁时节日人们的种种庆贺、祭祀、演唱活动，结婚、订婚的各种程序、礼品、费用、婚令和礼节，同时真实地揭示了旧社会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遭遇。如1918年 5月15日他的日记中记载说：“里中有寡妇二十余岁，于前数日再醮，姑家得钱三百二十千文，娘家得钱一百千文，此外村礼、社礼、媒妁等钱又费数十千文，合共五百千有奇。”一个妇女就如此被商品一样地出卖，而她本人竟不得作主，也得不到一文钱。又如1922年 6月15日他记载说：“里人刘金牛之妾于昨日死，来求予作讣闻帖。予告来人曰：妾虽年六十有八，并未有所出。据丧礼，有所出则儿为期服，无所出则无服矣！此帖予不能出稿。”六十多岁的祖母死了，就只因为她是妾的身份，就没有发讣闻的资格。《退想斋日记》中这类资料很多，揭示出当时妇女受歧视的严重程度。同时，《日记》对民间丧葬礼俗、辛亥革命后的剪辫、放脚、民间服饰、饮食、宴客习惯、新式建筑物、当时交通工具以及开始演电影、骑脚踏车、火车、汽车及种牛痘等社会新现象都有描述。此外，对社会生活的风貌也有记载。如城镇集市贸易，他在1897年10月18日记述说：“太谷阳春会上十分热闹，卖货物者甚多。绸缎棚一巷、估衣棚一巷、羊裘棚一巷、竹木器具棚一巷、车马皮套棚一巷。其余，磁器、铁器、纸张棚虽不成巷，而亦不少。此外，杂货、旧货小摊不可胜数。去赶会之车辆约有数千乘，可谓之大会矣。”可以想见当时集市贸易熙熙攘攘之情景。另外《日记》对当时瘟疫的发生、死亡情况、盗贼劫掠等灾害也都有记述。
较为引人注意的是《日记》中记录了清末农村中种植、吸食鸦片带来的灾难。对鸦片及以后来其它-的危害记述很多，很具体。举1892年所记几例可见一斑：“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鬼。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虽说这个估计有些夸张，但可见危害之大。他描绘一个吸食鸦片者说：“有四旬余岁，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发长数寸，辫卷如毡，衣裳褴褛，神气沮丧。”记述了一个鸦片吸食者行窃、卖妻鬻子的惨状。他还回忆农村种植鸦片情景说：在光绪初年，鸦片“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深僻之处种些。至戊子、已丑间（1888——1889年间），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民于是公行无忌，而遍地皆种鸦片烟。”在他的日记中大量勾画的当时这一社会问题，使人怵目惊心。
《日记》对旧社会的一些社会不平也作了不少记叙。1892年 9月22日他记述一件士绅霸道的事情说：“吾在太谷县西街，见一大车与轿车争路，大车所载者重货，轿车只坐二人，一人儒冠儒服，喝令其车夫将大车车夫痛打，大车车夫始犹支架不让，旁一人告之曰：此某孝廉车，而喝令者即是孝廉，汝曷不退之？若不退，定将汝送县，再吃大亏。车夫闻之，鼠窜而退。”他的《日记》中-污吏、苛捐杂税记载更多，不胜枚举。对清末的“捐纳”也有叙述如下：“光绪辛丑，为赔洋款，捐纳实官大减成数。以二、三千金而得道府者有之，以千余而得州县者有之，以四、五百金而得同、通、大使、州判者有之，以二、三百金而得府经，县丞者有之，以一、二百金而得巡检、典史、主簿、吏目者有之，以百八十金而得教官者有之。”在作者的笔下也展示了清末民初农民凄惨生活的画面。如1893年 2月10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午后，余去邻村访友，有一人负四五岁小儿，卖与邻村农家。”他也记载过人民群众对清朝政府的反抗斗。争。1892年 5月24日，他在省城太原亲眼看到：“午后忽有百姓成群，约有五六百人共赴巡抚衙门-。皆云：此时旱魃为虐，吾侪山人，俱不聊生，而吾阳曲县官催科愈迫，每两银以八千钱为限。吾等赴县署鸣冤，而县官置之不理，遂赴府署伸理，而知府亦然，无奈始赴大人辕下。”1893年 8月25日还记载：“太原县小店镇刘仙洲言：伊村粮店皆闭门不做生意。询之，乃因县尊奉上宪命，从斗行起钱，以备荒年，每斗粮起三文钱。”这实际上是当时商民的罢市活动。到了辛亥革命前，人民群众对清政府十分不满，他记载了当时各种苛捐杂税之后也提出：“所到之处，人心莫不思乱，每闻人谈论，动辄曰：世道如此，不若大乱之好也。虽系愤激之言，究见人心离散矣。”这些片段都反映出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民心思变的情况。至于对当时的历史事件，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初期，在《日记》中都有反映。有的是传闻，也有的是目睹亲历，既表现了作者的态度，也反映了民间的情感。总之，《日记》涉及面十分广泛，从作者的视野和角度反映了时代的各个方面。
然而，由于作者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在他的著作中谬误和不妥之处也在所难免。如对农民群众的轻鄙，对农民革命的仇视，对清朝的某种留恋与对民国的不满，诬李自成为“闯贼”，称太平天国为“发逆”，名义和团为“拳匪”，视反清运动为“乱党”，传播迷信，倡说因果报应。后期甚至把红军东征说成“0”扰晋，并著有《共军扰晋纪略》（未刊行），此书虽观点错误，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它却如实记述了当时红军东征的情况，是研究红军历史难得的史料。
总之，先生一生的贡献很大。我们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作为文化遗产，仍有不可泯没的价值。
刘大鹏先生被乡里人称为急公好义，遗爱在民。民国三十年（1944），邑人在晋祠圣母殿南侧，立刘友凤先生碑铭，碑末铭曰：“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述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潺，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