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前200年～前168年），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河南郡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是当时的第一大才子。
贾谊自幼刻苦学习，博览群书，18岁时，就以博学能文而闻名，得到河南郡地方长官吴公的赏识，吴公举荐贾谊给汉文帝，文帝非常喜爱贾谊，任之为博士，掌管文献典籍。此时，贾谊年仅20余岁。他在诸博士中最为年轻，但以见识广博赢得大家的尊敬，也受到文帝的重视，不到一年即被擢升为太中大夫。贾谊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和制度的主张和
建议，朝廷许多法令、规章的制定，都由他主持进行。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推出其著名的政论《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即轻农重商）的现象对国家是不利的，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唯有重视农业，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国家的粮食储备，才能预防灾荒，百姓安定，国家长治久安，汉王朝的统治才能巩固。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汉初经济的恢复、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贾谊认为，汉朝建立已经20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巩固王朝的统治，应该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变官名等等。
贾谊的才华和文帝对他的信任，引起了一部分权贵的不满，他们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肆意诋毁贾谊。攻击他的人中不仅包括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而且还有开国元老绛侯周勃、颍阳侯灌婴等人，更有专以谗毁他人为能事的奸佞小人邓通等人。由于群臣的攻击、毁谤，汉文帝先是疏远贾谊，而后又将他从王朝中央贬谪到长沙任长沙王太傅。在长沙任职的三年中，贾谊在政治上完全处于被闲置的状态，致使他心情一直抑郁不欢。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召他进京，亲自召见，两人长谈至深夜，文帝十分感慨地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但这次长谈，据《史记》所载“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并没有涉及贾谊所关心的有关社稷民生的大计。即便如此，文帝对贾谊还是有了看法上的改变，因为不久文帝改拜贾谊为梁怀王的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雅好《诗》《书》，深受文帝宠爱，其封地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其地距京城远比长沙距京城近得多，从贬谪意义上讲，也算是大大减轻了，也许下一步就可以回到京城。这让贾谊受到创伤的心暂时得以安慰。因此，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对政事的热情又重新燃起，他多次向朝廷上疏，发表自己的政见，最后写成《治安策》（又称《陈政
事疏》）。文中，贾谊论述了对太子“选左右、早谕教”是关系“存亡之度、治乱之机”的要计。
正当贾谊满怀热情准备重返政治舞台时，更沉重的打击也正朝他走来。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六月，梁怀王刘揖在朝见皇帝的途中不慎坠马身亡。贾谊认为自己作为梁怀王的太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感到深深自责，终日哭啼。一年以后，由于忧伤过度，年仅33岁的贾谊在无限伤感中死去。
贾谊一生虽然短暂，但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其一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文58篇、赋7篇，西汉末年刘向辑为10卷，名《新书》。首篇《过秦论》，通过鲜明对比，强调秦始皇“不施仁义”、秦二世“重以无道”而酿成的恶果，有针砭现实的深刻寓意。《吊屈原赋》，是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赴任途经湘水，想起当年屈原为振兴楚国，忠而被谪，终含冤自沉汨罗，如今自己的遭遇与当年屈原是何等相似，不免感慨而作。《鵩鸟赋》是贾谊在长沙任上时所作，他假托与鵩鸟的问答，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抑郁不平情绪，并以老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自我排遣。
贾谊的思想基本是以儒家为主，间采法家、黄老等思想成分。他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他的政论文中，其政论文具有很高的批判性和艺术性。刘勰《文心雕龙》称贾谊是“理既切至，辞亦通畅，可谓识大体矣”。刘向评其所著“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鲁迅先生盛赞贾谊所著是“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