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晚号栲栳，晚年号称南山先生。死后，讳其姓名而称之为“宋潜虚先生”。又称夏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赵熊诏榜进士第二人。
戴名世始祖于明洪武初年由婺源迁入桐城，至戴名世已历十二世。戴名世的曾祖父戴震（字孟庵）是明末诸生，当明清易代之际，怀着-之痛，削发为僧，隐居龙眠山中埋头著书。祖父戴宁（字古山）明末曾任江西新淦、乐安县令，政声卓著，推为良吏，后以养亲解官归田，数十年中以酒度日，隐逸而终。父亲戴硕（字霜崖）为人忠厚，因故国沦亡，生活艰辛，内心忧苦百端，无一日忘怀朱明
王朝，48岁那年病逝于陈家洲教馆。临终前告诫戴名世说：“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子，然勿效我忧也。”戴名世是戴硕长子，父丧既孤，本自殷实的家境，也在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围困桐城时“一败而不复起”。
戴名世自幼聪慧过人，1周岁开口说话，到5岁已能吟诗作对，6岁启蒙读书，11岁就能熟背《四书五经》。15岁时，他作的八股文就被人们纷纷传抄，当作范本。家境衰落后，戴名世凭才干教授门徒而自赡，倒也安逸。后来，他觉得制义这种文字不足以传世，就悉心研究古文和史学，他决心要在文学上，继承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而在史学上继承司马迁。
戴名世家中贫寒，无力购置大量的文史书籍。要想读到这些书，他只好走亲访友，到处借阅。戴名世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览书籍，借来的书往往难以满足他的需要。有位朋友笑着对他说：“要满足你的书欲，恐怕只有南乡潘木崖先生家里的藏书了。”潘木崖是个饱读诗书的明朝遗老，清朝灭明后，他矢志不作官。但是，众所周知他家中有数以万计的藏书。不过，他家的藏书从不外借；即便在他家阅读，也要看你是否真有才学、是否可造就。当时，潘木崖对戴名世的名气也略有所闻。但是当戴名世登门造府请求借阅时，他还是要亲自试试他的才学。于是，他笑着对戴名世说：“借米可充饥，借钱可医贫，先生要借书何用？”戴名世一听，知道这是在出对联要他对，略加思索，他便恭敬地应道：“学经以明道，学史以晓义，小子惟学问是求。”对的十分工整。潘木崖心中暗喜，点点头又问：“看来戴先生名不虚传，但不知你要先看什么书？在这里看几天？”戴名世回答道：“我白天给学生授课，只能夜晚前来，今夜就让我读秦汉史吧！”潘木崖惊讶地问道：“你一夜能读完几十部的秦汉史？”戴名世点点头。潘木崖准备下书籍和蜡烛，然后离去；戴名世自个儿钻进书堆中去了。第二天一早，潘木崖起床，见戴名世也从书房出来了。潘木崖迎头就问：“说实话，你昨夜到底读了几本？”戴名世答道：“全读完了。”几十部书的秦汉史一夜读完，潘木崖有点怀疑，就从书中挑出几十个典故考考他。戴名世对答如流，毫无差错。潘木崖这才信服了，又问他：“你看书的速度怎么这样快？”戴名世笑着回答：“一目十行呀！”潘木崖不禁翘起拇指，赞扬他说：“目及十行称才子！”戴名世紧接着回敬下联：“家藏万卷谢恩师。”潘木崖哈哈大笑。从此，两人以师徒相称。这就是“一目观十行”的故事。
戴名世十七八岁时，喜好交友且同游，常邀县内名士聚会饮酒，砥砺名节，研讨文章。康熙十九年，戴名世补县学生员，成了秀才。这一年，他28岁，相继授课在本县陈家洲，邻县舒城。康熙二十三年秋，出应乡试落第。次年，以文行兼优得贡生。至此，两次赴南京应乡试均落第。康熙二十五年冬，戴名世在督学使李振
玉的鼎力推荐下，进了国子监。在京师，早已名冠江南的戴名世立刻引起人们的关注。尚书韩菼折节与交，为他的怀才不遇而叹息不已。大学士张英
“以乡戚故”，几次聘他为家庭教师，教授他儿子张廷璐等学业。后来，戴名世还在旗人官学任教。他以精于八股制义出名，时文稿一脱手，出版商争着付梓刻印。他之所以编选供学生模仿的八股文，是为了学习、研读科举中式试卷，以充实自己，准备再应考。于是，天下都在诵读他的时文。但是他的同乡方苞却说：“此非戴名世的文章”；戴名世也常说“此非吾之文也”。虽然他早已是一位撰写文章的才子，但是，他在应乡试时一而再，再而三的落榜。康熙四十年（1701)他出版了第一部文集《南山集偶钞》，如此题名是为了寄托怀念故乡南山之情。康熙四十一年，戴名世回归故里。他的弟子尤云鹗、方正玉开始刊刻他的文集《南山集》发行。原版藏于方苞家。后来，经过多年努力，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终于通过了乡试，戴名世中举时，已经53岁了。康熙四十七年，他刊行了一部新版《四书》，题名为《四书大全》，全部沿用宋代儒学家朱熹的注疏。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参加会试，中贡第一；再赴殿试，戴名世终于在年逾50时，获得一甲第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戴名世的文才之名已露端倪，而“福之祸所倚”，祸也由文字而起。戴名世的学问以史见长，喜欢考稽明代的逸事，时时借文章以自我抒怀，愤世、郁闷、气逸不可控御。康熙五十年（1711)赵申乔因他的儿子与戴名世同科应考时谋私、受戴名世报怨，他处心积虑设法参劾戴名世。赵申乔参劾所凭依据是戴名世早年出版的《南山集偶钞》中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康熙二十一年戴名世写给他的门生余湛的。信中他让余湛寻找一个曾在朱由榔宫中执事的和尚，此人曾口述过朱由榔朝廷在云南、贵州时的情况。余湛即将此人口述记录寄送戴名世。其中某些叙述与方孝标所写的《滇黔纪闻》有所不同。吴三桂叛乱时，方孝标正在云南。在这封信中，戴名世明确表示他有志于搜集即将散失的南明朝廷史料，并且拟定撰写一部南明信史。而在信中引用了南明年号，而未用清朝年号。此外，他与他的弟子倪生写了一部书，论述修撰国史的常例。书中讲清朝国史应该从康熙纪元作开国定鼎的起点。理由是顺治虽然已入关，然而历经十八年之久，三藩之乱并未平息；而且承祀明朝的南明尚在。如果按历史上蜀汉之称的先例，那么顺治不能算已成正统开国者。此书却被与戴名世有仇的赵申乔家得知并且告密，指出戴名世撰文诽谤本朝，并且被视为目无清朝，大逆不道。于是文字之狱降临戴名世头上，惨遭杀害，祸及全家。康熙五十二年初，方、戴两家宗族和与戴名世交往过的学者、或曾为戴氏著作写过序言的人，都被刑部列入处死刑名册。清廷兴此大狱，部分原因似乎是由于一种错误的假定：认定方孝标与方光琮有亲属关系。方光琛是安徽翕县人，曾在吴三桂叛乱政权中任过大学士。但是，清圣祖康熙却下谕减缓如此严酷的量刑，结果只有戴名世被处死。方孝标虽已去世多年，仍被开棺戮尸，诸子及全家均充军黑龙江
。其他被株连的人，包括方苞与汪颢均被判往汉军旗人家为奴，但后来都予复籍。此事史称“南山集狱”。而告发戴名世的赵申乔一直被世人所讥讽。
据说，在戴名世临刑这天，皇帝特地派一名翰林去监斩。并且对这位翰林说：“临刑前，你要出个对子让他对，对不出照斩，对得出暂缓刑。”这话被赵申乔暗中打听到了，便私下对这位翰林说：“戴名世才气压人，留下来对你、我都不利，不管他对得出对不出，你都一律照斩。”这位翰林本来就是赵申乔的亲信，自然要秉承他的意见办事了。这天，寒风凛冽，天昏地暗，一代才子戴名世披枷带锁，被刽子手押到了刑场，那位翰林此刻正在思索着那个上联。恰好，有个木匠因造宫殿失误，被逮捕下狱，从他身边经过，他顿时受到启发，念一上联道：“木匠做枷枷木匠。”戴名世毫不迟疑，对答如流：“翰林监斩斩翰林。”戴名世本是翰林，令那位监斩的翰林大吃一惊，他硬是咬牙切齿地下令：“斩！”戴名世就这样被屈斩了，时年61岁，葬于桐城南山冈砚庄。
当时，戴名世的所有著作均遭禁毁。道光二十一年（1841)以后，戴氏族人戴钧衡将戴名世的部分文章及历史著作，辑集刊行。这部文集共十五卷并年谱一卷。此书未敢以“南山集”做题名，而题为《宋潜虚先生集》。并且未敢收招祸的文字，而著者也不敢实署戴潜虚。由于戴姓源流出于宋姓之后，在不得不避讳戴姓时，以宋潜虚署名来代替。因为春秋战国时曾有过姓戴的人过继给宋戴公的后裔，用宋姓即取自此意。
戴名世是与桐城派散文名家方苞齐名的又一大家。他年轻时，常邀集县内才华出众者二十人研讨文章。他以曾祖父《响雪亭铭》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题意，撰成《响雪亭记》一篇，道尽故里风光，极言人情时态，被广为传诵。同里著名学者潘江，对戴名世非常赏识，誉其文有司马迁、韩愈之风，热心出借家中藏书供其研读，被戴名世视为终生之师。由于家贫，戴名世20岁即授徒养亲，以精于时文倾动天下，“文稿脱手，贾人随即为之刊布以售”。但他的志向却在古文与史学，戴名世也常说“此非吾之文也”。前辈的熏陶，社会的黑暗，世情的淡薄，铸就了戴名世独特的性格特征：纵情任性，狂傲不羁，却又时时充满幽忧之思，常常悲歌至于泣下，故而落笔为文，慷慨愤激，自快其志，如此狂简，自然为世俗所不容。
戴名世曾经往来与燕赵、齐鲁、河洛、吴越间，到过这些地方，他方才闻听到向来有学问的学士们对他的赞誉和羡慕，连名士韩菼、方苞等也心中折服。戴名世是康熙年间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家。他有不少风雅逸事，一直在民间流传。
据说，有一年的五六月间，戴名世与方苞一起应邀来到沙溪镇讲学，这里文人学子设宴款待他俩。酒过三巡，雅兴大作，于是，他们高谈阔论，谈古论今，吟诗作赋。戴名世、方苞更是才华横溢，技压群芳。突然，有位名士向戴名世、方苞劝酒说道：“桐邑大邦，不少七斗二五升才子。”方苞忙谢道：“过奖了！”戴名世心想这不只是夸奖，也是在出联考我们。便不假思索地答出了下联：“沙溪小镇，也有四斤十六两先生。”席间顿时爆发出一片赞扬声。原来所谓“七斗二五升”是把才高“八斗”有意拆开来讲的。而戴名世的“四斤十六两”也是故意将“五经”（“五斤”的谐音）拆开来对的。确实是出得巧对，对得也绝妙。
戴名世、方苞走出沙溪镇，忽然见到路途上有个老叟把一担梨子横放在中央。等二人走近时，那老叟说出上联：“一担重梨拦子路”。这句话表面上是指一担重梨拦了你们的路。其实“重梨”是“仲尼”，“拦”是“难”的谐音，而“子路”是仲尼的学生。含意是说：“我这个仲尼要难一难你们这些学生。”老叟敢如此抬高自己，显然不是等闲之辈。戴名世有也点犯难，方苞一见此景，便拉着戴名世往回走。还没有迈出两步，戴名世灵感突发，他又把方苞拉回来，朝着老叟笑笑，然后说：“两个夫子笑颜回。”表面上是说我们俩人笑颜满面地回来了。其实暗含着把自己比做仲尼（孔夫子的名字），把老叟比做孔夫子的学生颜回。而“笑”字含有可笑不自量的讥讽之意。原来，那个“老叟”是个不服戴名世的儒生装扮的。到这时，他谦虚地说：“班门弄斧，学生冒犯了！”
戴名世、方苞从沙溪镇来到安庆去游塔。赶到塔前，一群人都争着要先登塔，戴名世、方苞挤不进去。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个-，只听他扯着嗓子喊：“我出一个对联，谁能先对出就先上。”只听那-说：“宝塔六七层，直竖钢鞭驱白日”。话音刚落，戴名世就对上：“城墙千万垛，倒生牙齿咬青天。”一阵喝采声过去，戴名世拉着方苞进去登塔。那-忙止住方苞，又说出一个上联：“宝塔六七层，层层设门，门朝东西南北；”方苞一时懵住了，戴名世指着他身上揣着的历书，这一暗示，方苞灵机一动，马上说出：“历书十二页，页页有节，节载春夏秋冬”的下联。在场上又响起的一片喝采声中，两人就游塔去了。
满腹经纶的戴名世，在长期清贫淡泊生涯中，养成胸襟坦荡，豪爽放达的性格。
他轻慢权贵、鄙视豪门，是个不苟钻营，青天白眼，使酒骂座，桀骜不驯的一代狂士。
康熙二十六年（1687)，戴名世已经35岁，为家中死丧债务所迫，冒着严寒远走京城，靠教授诸经谋生。
这一年，戴名世在一个翰林家设馆授徒。主人对这位饱学之士，相见恨晚，引为知己，礼节待遇都有所加重。此时，一位与戴名世同时入太学的选贡生，正巧是翰林的远房姻亲，也在翰林家设馆教授。
有一天，翰林轻骑简从，自郊外归来，一进门就直奔戴名世书斋，非常困倦，倒身仰卧在戴名世卧榻上，汗水涔涔，气喘吁吁地说“今日座骑不驯服，又行路太多，令人疲惫不堪。”那位姻亲正好在他身旁，认为天赐良机，立即为翰林又是端盆倒水，又是捧壶送茶，还为他 身体，捶揉双腿。虽然已经汗流浃背，仍然不想歇息。不料此时，翰林对这位姻亲格外殷勤地作为，看在眼里，烦在心上。他大声呼叫正在撰写文章的戴名世，问：“戴先生，世间什么样的人最为可恶？”戴名世轻蔑一笑，答道：“献媚邀宠的人最可恶！”翰林笑着说：“也不尽然，献媚的人因为好媚者所致，所以好媚的人最为可恶。”他的姻亲听了两人一席话，脸色骤变，神情困窘，红着脸辩解：“当今之世，何人不好媚，又何人不媚人呢？”戴名世一听，放下手中笔，哈哈大笑道：“我就从来不逢迎吹捧人！”戴名世声音洪亮，震得窗纸沙沙作响。翰林听了，也从床上起身，说“我就讨厌那种逢迎吹捧的人！”那位姻亲听罢两人的对话，面红耳赤，悄然走了出去，戴名世和翰林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相视一笑。
著有《孑遗集》、《南山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