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氏，大兴(今北京大兴），明神宗朱翊钧宠妃。其父郑承宪，官至都督同知。
有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公元1565年），郑氏出生。万历初年入宫，郑氏入宫。先册封为嫔，因她容貌艳丽出众，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谋略，善于逢迎，不久即得到神宗的宠爱，随着日益受宠后晋封贵妃。郑氏为明神宗生有四个子女：静乐公主、明恭宗朱常洵、沅怀王朱常治、寿宁公主。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壬午，公元1582年），郑氏生下明神宗的次女朱轩妫，被封为静乐公主，但静乐公主三岁早夭。明神宗的嫔妃们为他生有十个公主，但有八个都早夭。郑氏后又生明神宗第十女寿宁公主朱轩媁。所以神宗对寿宁公主十分疼爱，几天不见，就要去亲自看望。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丙戌，公元1586年），郑氏为神宗生下皇三子朱常洵。郑氏进封为皇贵妃，地位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
妃之上。
明神宗万历十五年(丁亥，公元1587年）十月初十午时，郑氏又为神宗生下皇四子朱常治。但此子两岁时夭折。被追封为沅怀王。由于郑贵妃对神宗十分关心，鼓励他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当时，明神宗想将郑氏所生的朱常洵立为太子，但大臣们却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所以，神宗只好对立太子之事一拖再拖，以待时机。然而，明神宗的这种计谋瞒不过朝中大臣们。这一年，给事中姜应麟上 书皇帝，提出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避免朝廷中的流言飞语。神宗看了姜应麟的奏章后，顿时大怒，在郑贵妃的唆使下，将姜应麟贬往大同境内，但明神宗在气极败坏的情况下旨时，圣旨中却有“立储自有长幼”一语，实际上肯定了皇长子的地位。
明神宗起初并没有察觉有此一失，待诸大臣要求皇上实现诺言，按照“立储自有长幼”原则赶快立储时，方才感到竟然如此失策。但圣旨既下已无法挽回，经过与郑贵妃的一番密谋，决定还是使用惯常伎俩，拖拖看。于是，神宗对群臣说，皇长子方才6岁，年纪尚幼，这时立储不合时宜。但是反驳的奏章有增无减，因为神宗本人就是在6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人们自然要以此为由来辩驳。最终，神宗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传谕诸大臣，说立储一事于朱常洛十五岁时议行，要诸臣安心等待，不要再为此惊扰圣上。此时皇长子已经11岁，本来也等不了几年，但因此前神宗本人屡次失信于人，所以这次自定限期，仍有廷臣放心不下，惟恐他会忘记或者是装聋作哑。于是，就在限期“后年”临近的时候，工部主事张有德便变了个法子进行试探，上疏请求把册立太子的仪注先行订出。此疏一出，神宗果然抓住把柄大怒道：“我早已有话在先，如若渎扰，便要延期。现在又来渎扰，只有延期，以向天下昭示大信。如再渎扰，还要再延。”此时立太子之事虽然又延了期，但郑贵妃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于是左思右想，又想出一个“待嫡”之说，要神宗加以宣谕。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癸己，公元1593年），神宗在给朝臣的诏书中说他“想待嫡子”。因为抬出了嫡子，则其他所有的皇子便都成了平头弟兄，都不是嫡子，也都没有什么当立为储的特权。但因礼法上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是由于他是符合于“无嫡立长”这一条的。所以这一说还没等公议，就被廷臣们推翻了。郑贵妃见此计不成，转眼又想出了一招，请求神宗来个“三王并封”。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在建储之前，先把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另一个皇子朱常浩三人都封王，只要三人同时封王，彼此就都别无二致。郑贵妃让神宗交与阁臣拟旨，大臣们仔细一研究，认为这又是郑贵妃为抑制皇长子布下的一个陷阱，是郑贵妃为自己的下一步所做的铺垫，这道谕旨当然也就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之后，朝臣又坚持让皇长子朱常洛预教。
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甲午，公元1594年），神宗为朱常洛举行了预教典礼。就这样彼此你来我往互相较量了无数个回合，皇长子朱常洛在这场马拉松赛中长到了20岁。神宗此时已被这场斗争搞得精疲力竭。
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辛丑，公元1601年），明神宗在万般无奈之下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并于第二年给他完婚。至此，前后闹腾了十几年之久的立太子风波，才算告一段落。郑贵妃在这一重大回合中终于惨败了下来。
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福王朱常洵被迫迁往洛阳就任，这对郑贵妃来说，不能不算是沉重的打击。但就是这样，郑贵妃一刻都没有放松对目标的追求，反而更加猖狂，致使新的宫廷斗争愈演愈烈。郑贵妃和她的父亲郑承宪、伯父郑承恩、哥哥郑国泰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比以前更起劲地在暗中搬弄是非，挖空心思要把已册立的太子给废掉。他们的心里都清楚：只有废了太子，他们才会有救，于是制造了“妖书”一案。
所谓“妖书”案，还是在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以前发生的一件案子。当时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名叫《闺范图说》事见《明史·吕坤列传》：“坤撰《闺范》，独取汉明德后者，后由贵人进中宫，坤以媚郑贵妃也。坤疏陈天下忧危，无事不言，独不及建储，意自可见。”的小书，书中所载是历代一些有贤德淑名女子的故事。这本图说以汉明帝马皇后为首，而马皇后又是从宫女逐渐被晋封为皇后的，吕坤的用意很明显是在向郑贵妃献殷勤，为郑贵妃以后当皇后找个说法。神宗偶尔翻见到此书，也就把它赐给了郑贵妃。赐者无意，可受者有心。郑贵妃看过这本小书后，觉得可以利用它来做点文章，于是自己又另外加上了12个人的图说，并且为之作序，又印了一些散发以扩大影响。
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癸卯，公元1603年），大学士朱赓又发现京城流传着一部名为《续忧危竑议》的书，其核心是说太子虽然已立，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被废掉，因为皇上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勉强册立太子的，暗喻郑贵妃的爱子福王必会成功之意。不料此书的出现触痛了郑贵妃的心病，她哭闹着要神宗追查写书的人，于是大朝廷兴冤狱，许多朝臣、百姓为此无辜受害，死于非命。然而，此案最终却不了了之。
种种阴谋伎俩均未奏效，郑贵妃曾一度绝望过。但还有一个可能存在，那就是王皇后
早日去世；如果王皇后
真的死了，正宫一席非郑贵妃莫属，到时候“子以母贵”，母正位中宫，其子自然成为嫡子，皇长子的东宫太子也就当不成了。此时的郑贵妃在绝望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又开始实施新计划。但王皇后虽说身体欠安，却生性清心寡欲，对人对事都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又加上李太后多方保护，居然熬了一年又一年。郑贵妃绝望之余，决定铤而走险。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公元1614年）二月，李太后去世，没有了顾忌的郑贵妃决定放手一搏。于是，郑贵妃等人采取非常手段，导演了万历年间发生的明宫三大案之首案----“梃击案”。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汉子，手持枣木棍，悄悄地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到大殿前檐下才被内侍抓获。扰攘多年的明末三大案以此为起点，终于发生了。第二天，皇太子急忙把夜里发生的一切向神宗启奏。神宗得奏后，命先将罪犯交由近处法司先行审问。审理此案的巡皇城御史刘廷元审问之后，向上奏报初审的大致情况：罪犯名叫张差，是蓟州(今天津蓟县）人，自称靠乞讨为生，语无伦次，如同疯癫，但是察看他的相貌，又像很狡猾的样子。因为此人有谋杀太子的嫌疑，所以，此案接着又移交到刑部由御史刘廷元与刑部郎中胡士相等会审。此时，郑贵妃兄长郑国泰密访二人，经过一番协商，刘、胡二人便顺着郑国泰的意思上疏说：这个男子叫张差，患有精神病，应速处决，神宗也就同意了。然而，提牢主事王之寀对此事甚为怀疑，就私下询问张差，张差承认是受内侍指使。王之寀深感事关重大，立即告诉了刑部侍郎张问达。一时间，有人要谋害太子的消息在京师迅速传开。由于郑贵妃蓄谋夺权已久，其兄郑国泰又有秘密行动，朝议都指向郑贵妃兄妹。神宗也察觉到此事非同小可，于是下令十三司会审。张差经此一审，又供出自己谋害太子的行动是郑贵妃的心腹宦官庞保、刘成所指使，庞、刘二人曾许诺张差事成之后给以厚赏，此案终于-大白。
此时，最紧张、最害怕的莫过于郑贵妃了，她越想越害怕，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使出了女人的最后一招。她连哭带嚎地要神宗给她做主，不然就要死在神宗的面前。经她这么一闹腾，果然神宗心酸起来，叹息着对自己的爱妃说道：“现今既然已经闹成这个样子，恐怕是难解了，我出面恐怕反倒会坏事，现在只有一人能救你母子性命。”郑贵妃一听急切地问：“是谁？”神宗答道：“就是你要害掉的皇太子。”郑贵妃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如何使得？”神宗说：“以他的出身、地位和目前的处境，我想也许会饶过你的，你去好好说说吧！”郑贵妃低下了头，迅速盘算着：看来也只能有这一招了。于是把心一横，转身亲自去求太子。到了东宫，郑贵妃装出十分可怜的样子，一见太子便俯身下拜。太子一见，受惊不小，连忙回拜。郑贵妃顺势拉着太子的手，伤心地哭诉着，说她是如何如何地冤枉，只有太子能救她的命，给她辨明是非。太子毕竟年纪轻，对宫廷这种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缺少经验，对郑贵妃还一向胆怯几分，因而尽管深知郑贵妃常欲加害自己也无可奈何；再加上郑贵妃有求于自己，认为这是缓和矛盾的好机会。经过郑贵妃的这一番表演，皇太子很痛快地让手下草拟了一道旨意，要朝中大臣们不必再为此事多加纠缠，既然凶手早已抓到，即刻正法就是了，不要再牵扯他人。郑贵妃见此连连称谢，把太子夸了一顿，才高兴地离去。本来群臣认为必须揪出幕后指使人郑贵妃一家，否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可是经太子这么一处理，大臣们看到连被危及生命的当事人对此都不加追究，当然也不便再追究到底。随后，朝臣按旨意将张差处死，又把刘成、庞保秘密处决。这场兴师动众、人命关天的梃击案就这样草草了结，自始至终导演这场闹剧的郑贵妃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危机。
梃击案了结以后，郑贵妃眼见皇太子的地位己不可动摇，因而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担忧，于是郑贵妃索性来个顺水推舟，借着感激皇太子在梃击案中的搭救之恩，极力接近皇太子，以改变长期的紧张关系。皇太子自幼不得宠，长年受到皇父及郑贵妃的冷遇，生性懦弱，精神上受到压抑，身体也欠佳。郑贵妃就此抓住皇太子的弱点，使出一条妙计。郑贵妃先是把自己最喜爱的珠宝献给皇太子。皇太子得到郑贵妃的礼物，又见郑贵妃态度转变，也就忘记了过去的私怨。李选侍是皇太子最宠爱的妃子，皇太子听信李选侍的话，还要礼部为郑贵妃加封。但终因遭到以礼部侍郎孙如游为首的一些官员的抵制而未能实现。同时，郑贵妃又在自己的宫中选出八名最有姿色的美女，送给皇太子，让她们尽心尽力服侍未来的皇上，使他心满意足。皇太子开始放纵，整日耽于酒色之中，年纪尚不足四十，却早已垮了身子。
明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公元1620年）七月，明神宗去世。八月，皇太子朱常洛登上皇位，是为明光宗。可此时的他已病得很重，没过几天就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内医太监崔文升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一天要拉三、四十次。后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自称是仙丹，光宗服后觉得精神大有好转。过了半日，李可灼又献上一颗，光宗再服之后，睡到次日凌晨，竟然再也没有起来。这就是所谓“红丸案”。光宗一死，郑贵妃顿感搬去了挡在自己面前多年的一块石头，轻松了许多，认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又有了希望。她一面把皇太子暂时隔离起来，不让他登基与群臣见面，一面又唆使李选侍不要搬出乾清宫，以便向朝臣发号施令。但朝中官员们不买她们的账，联名上疏指责李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指熹宗朱由校）仍居慈庆宫，这种名分倒置的作法，是借抚养之名，行-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日”。并安排太监王安
从宫内秘密接出太子，突然在文华殿升殿，接受群官朝拜。新皇帝即位，是为明熹宗。
第二天，群臣又簇拥着新皇帝齐聚乾清宫，逼李选侍搬迁。李选侍见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离开乾清宫。不久，群臣又以熹宗名义宣布削去李选侍封号，对郑贵妃也不予理睬。在东林党人控制朝政的几年，郑贵妃勾结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的美梦遭到了破灭。这就是所谓“移宫”案。明熹宗年间，郑贵妃的权力欲望虽不减当年，但毕竟已年过六旬，力不从心了。
明熹宗崇祯三年(庚午，公元1630年）七月，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连做梦都想做皇后的女人，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结束了颇富传奇色彩的一生。郑贵妃死后，被谥为：“恭恪惠荣和靖皇贵妃”，埋葬在银泉山。后又被追尊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