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休先生名炯，字子休，别号霁园。是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贤”之一。1861年生于四川省华阳县——今天的成都华阳，1936年病逝。他青年时期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仕途蹭蹬，并不得志。从此开始了他一生“教、学和一”的生活，直到老衰病逝。这五十来年中，他的一生就是不断学习，不断教人的一生。孔夫子说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放在他的身上是当之无愧的。
林子休生活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时代，主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洗礼”，特别是受“宋儒”理学影响很深；但又对明末“三先生”和颜元、吕留良等人的学说和为人衷心仰慕，所以养成他坚毅的精神，强烈的正义感；同时也使他和时代脱节，被陷入时代的冲突和洄流中而不能自拔。
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是林子休的好友。政变前夕，他曾打电报给杨、刘二人，提醒他们注意，哪知电报还没有到达，“六君子”已经在北京菜市口身首异处了。他得到这个消息，愤激地对亲友们说：“这一刀砍下去的不是他们的头颅，而是满清的国脉啊！”
此话一点不错，戊戌政变宣告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此路不通，而后资产阶级革命就掀起了民主革命的浪潮，终于在十三年后彻底埋藏了清王朝。之前，徐子休曾写了一篇题为《古今有女娲否》的文章，对那位“圣母皇太后”进行了无情的讨伐和鞭笞。这，在如天如父的-君主统治的背景之下，可算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举动了哦！果然，“老佛爷”赫然震怒，下诏抓这个大逆不道的叛贼，他在好友的掩护下，逃避到陕西，才得幸免。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自为，孙中山在日本再次发表《讨袁宣言》。蔡锷将军回云南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第二年进军四川。当时袁世凯派在四川的军政长官是成武将军陈宦——袁的心腹之一，袁依之为“南天柱石”——鉴于当时的情势，想要对抗“护国军”犹如以卵击石，有所不能；但要背离袁皇帝，又有所不敢，因而心怀疑虑，左右为难。当时成都某些社会团体曾派出代表向陈宦-，希望他不要为虎作伥，同“护国军”妥协，站在反袁阵营一边，哪知这位陈将军一时发作，将其中一人“就地正法”，而且宣布以儆效尤。这时的徐子休不计个人安危，不顾亲友劝阻，毅然给陈宦写信，辨明是非，指陈利害。后来陈宦终于宣布脱离袁世凯而独立，除了大背景的因素外，徐子休先生的陈词应该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二陈汤”也成了袁皇帝的催命符。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四川军阀有人高唱“川人治川”的调子，意图割据四川，0国家。徐子休发表了题为《异哉，所谓川人之治川也》的文章，指出：四川乃中国之四川，非四川人之四川，凡中国人均得而治之，非四川人所得而私云。此文一出，京、沪各报都加以转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祖国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徐子休先生毕竟是一位与时代脱了节的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他仍然要坚持“尊孔读经”。不单举之于口，而且见之于行。他在成都创办“孔圣堂”，广招生徒，实践“尊孔读经”的理想。这所学堂后来嬗变为“大成中学”时，在课程中仍然设置有“读经”一项；校门上仍然高悬着“孔圣堂”的匾额；在校园内仍然保存了供奉孔子的“大成殿”，每逢农历朔望和孔子的诞辰，全校师生齐聚殿上，在“至圣先师”和“四配”位前恭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这不能不说是新时代成都的一种难得的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