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育(1909～1980），湖寮镇莒村人。民国11年(1922）养正小学毕业后，升入县立大埔中学就读。在埔中学习期间，他加入进步组织新学生社，与连贯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民国15年，他考进上海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上海工人的3次罢工运动。
民国16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上海大学被封，启育遂转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社会科学院就读，担任中共中国公学党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中公学生》总。民国19年2月，因未经校长胡适同意请鲁迅莅校演讲，他被当局逮捕。民国20年2月保释出狱后，他因无法联系中共地下党而脱离了组织关系。6月，他东渡日本。在日本中央大学研究院学习社会科学和法律，期间曾任大埔留日学生会刊物《大钟》主编。
民国23年，启育日本留学毕业后回国，在上海法政大学任教授。民国24年3月，他担任国民政府武汉行营国防研究委员会中校秘书、从事日文报刊的翻译工作。民国25年6月至民国27年6月，先后任国民党广州行辕的中校秘书、武汉警备司令部上校秘书。在此期间，他通过两湖监察署地下党员周新民的关系，经常汇报国民政府军政情况并将有关文件(其中有国民党所收集整理成册的中共红军时期失散的文件两部）转给中共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民国27年7月，启育调任国民政府第九集团军总部少将秘书处长，协助吴奇伟组织指挥被誉为第二个“台儿庄”战役的江西南浔狙击战。民国28年，第九集团军驻节广东兴宁，吴奇伟兼闽粤赣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启育兼任公署军法处长。民国29年1月，他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时第九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军统特务涂思宗密告其为“异党分子”、“勾结中共”，他因而受监视。10月，启育担任湖北省政府法制室主任。民国31年8月，被任命为公安县县长。民国33年春，吴奇伟
委任启育为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兼第六战区长官部参议，主要研究日本问题并编译文件，著有10万余言的《日本军部论》一书。民国34年6月，启育调任湖南省政府设计委员会委员。8月，日本投降，省政府派启育任党政军接受敌产办事处副主任，到衡阳监督第三方面军王耀武部的接收工作。
民国35年1月，启育调任南京政府国防部军法处少将高级法官，负责编审陆海空军法规。次年，改任国防部徐州第三军法执行部少将副主任兼检察处长。民国37年8月，南京政府风声鹤唳，启育脱离国民政府军政界。11月，他举家从南京迁往上海，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该公司系中共上海地下党员杨培新、-等创办，是为掩护中共华东军区经营地下贸易而设的机构）。民国38年2月，商务印书馆社遭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经理徐履平、郭少卿及马成武、杨永吉、焦贤传等被逮捕，后经启育多方奔走、营救获释。期间，在新新公司工作的进步人士杨观榜、杨清源(均为大埔百侯人）亦遭逮捕，也是经启育营救先后交保才获释放。
民国38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秘书长周新民函邀启育进京，任命启育为最高人民检察署研究室秘书兼研究组长，主要工作是调查战犯的材料并拟订各级人民检察组织规程。其时，启育著有《新中国检察制度概论》一书。次年10月，上海华东检察分署成立，他调任上海华东检察分署检察专员，并负责《人民检察汇编》及《华东司法》月刊的工作。1951年8月，上海创办华东政法学院，他调入学院任教授、教研组长等职务。1956年8月，任上海法学会《法学》月刊。
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启育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又被判为“-分子”，入狱20年。1976年，中央决定大赦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时他被释放，并重新安排工作。1979年2月，经复查，有关部门宣布划其为右派系错误，予以改正；同年7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1958年对启育的判决。
1980年4月，陈启育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退休，6月病逝，享年7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