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展（1913～1997），祖籍衢州，出生于宁波，其父杨辅庭（又名杨左江）早年追随孙中山
，参加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并在国民政府任职。1924年其父被派遣驻防新昌，故随父母定居新昌，遂为新昌人。早年就读于新昌南明小学，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现新昌中学前身)，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回到家乡新昌县，在民众教育馆从事平民教育工作。1932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6年末，参加国民政府高等文官考试，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分配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1937年，调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后任主任。抗战爆发后，随机关转移到浙东山区坚持工作。在浙江财政厅工作期间，协助其胞弟共产党员陈山（原名杨时俊）成功营救多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和新四军干部。1940年，出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因认识到国民政府的腐败，拒绝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1947年，参加了“反内战、反饥饿、反破孩”大-，并以教授身份救助受破孩的进步学生，遭到国民政府追查，被迫于1948年秋避往桂林，在广西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充满对新中国的期待，积极投身教育事业。1953年院系调整，被调到中南财经学院从事会计教学工作，曾担任过教研室主任、工会主席及民革委员等职务。“反右”运动前，党中央发出“开门整风”号召，出于单纯的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想法，怀着满腔热情，分别从三个部分阐述宪法所规定的人民基本权利被侵犯问题，社会生活中个人利益被忽视问题，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若干失误及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伤害等问题，写成“-”，径直寄给毛泽东。“反右”开始后，又主动将此信底稿交给学校党委。不久，这份“-”被作为“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党纲领”，在《长江日报》公开发表。因言获罪，被定为“极右”分子，受到撤销职务、监督劳动的处分，成为武汉地区最著名的“右派”。
1958年，被发配到学校下属的鲁巷农场养猪，后又被转到石咀农场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1960年，由于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得肝炎和血吸虫病，浑身浮肿，又出现肝腹水。1962年，结束劳动教养，回到中南财经学院图书馆工作，因指点学生们查阅资料受到表扬而得罪当局，又被调到书库工作。
“文革”爆发后，被抄家，受到人身侮辱。还被勒令每天早起扫马路，再去图书馆上班，1967年夏天武斗高潮，他仍坚持独自到学校守护图书。1971年，被摘“右派”帽子。
在沦为“右派”二十多年生涯中，坚持学术研究，将论文以其妻子名义投稿。在图书馆书库工作期间，还打算利用图书馆资源，从中国典籍中挑选两百部名著加以介绍和评点，编一套《中国典籍两百部》的丛书。坚持写上百万字笔记和手稿，并曾多次向领导提出请求，甚至给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写信，希望得到支持而未果。后被下放到京山农场劳动。为避免手稿和资料散失，将其带到孩子插队落户的农村收藏。1978年，终于得到平反，重新回到教学岗位。
1979年底彻底平反，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第一批人才，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国务院授予其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为人谦逊，治学严谨，并有理论大成，其“受托责任学说”为学界所普遍接受。还进而深入阐述共产党的公仆论及为人民服务理论。注重自身修养，视人生无小事，严以律己，淡泊为怀，是武汉早期民革成员，担任武汉市民革主任委员、湖北省民革副主任委员、武汉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1993年10月，年届八旬，以学术交流之机应邀访问台湾，拜会老师陈立夫，希望其在促统上作出贡献，还与台湾管理会计学会的李宏健、东吴大学校长蒋孝慈等进行学术探讨，努力以学术促交流、以交流促统一贡献力量。
杨时展是我国著名的会计思想家、教育家，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史、审计史等领域都有很深造诣，被誉称我国会计学界一代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