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乃刚(1886—1946)，本名儒为，又名品青。世居义乌塔山下村，自祖父辈起迁居佛堂镇共和巷12号。生于1886年8月12日。1901年考取第一批官费留日生，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12年学成归国后，历任上海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北京京华印书局、奉天官银号印刷厂、北京财政部印刷厂的技师、印刷负责人。1929年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实用美术系主任，并一度代理院务。他长期从事科学、文化技术的传播，是把现代印刷工艺引进中国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实用工艺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1946年8月6日病逝于金华，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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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乃刚的父亲丁梦熊，光绪乙酉科拔贡生，候选知县。他是一个被同辈誉为“本乎仁，行乎素，学贯古今，文追迁固”学养兼优的读书人。他目睹清王朝吏治腐败，贪墨横行，无心在仕途角逐而投身教育事业，任北京八旗子弟学校教席。他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一代新人，以匡正社会风气。但是，他这种“春风化雨”的理想，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尤其是在靠祖宗荫庇拥有特权的八旗子弟面前更是如此。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心情长期抑郁，35岁即离开人世。那时丁乃刚才7岁，失怙之痛，促使他刻苦砥砺，奋发努力，加上他父亲的挚友也即岳父朱郁荃的悉心培养，终于在15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国第一批官费留日生。
中国封建时代，官被看成是民之父母，成为高踞于老百姓头上的“人上人”。“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也是读书人的信条，是当时的社会风尚。读书为了做官的想法，在留学生中也颇为流行。所以在留日学生中，学习法政、经济的居多。学医的，虽不乏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之心，也难免有“不能为良相不妨做良医”那种退而求其次的心态。在留学生中，主动选学工科、农科的不多。丁乃刚幼承家训，知道要振兴国家，改良社会，一定要发展科学和技术，要搞好教育。他认为印刷术是传播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的最有效的工具。11世纪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遂使《齐民要术》、《天工开物》、《本草纲目》以及《梦溪笔谈》等科学巨著得到传播，促进了中国农业、工业、水利、医学、天文学、地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才有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如果把西方现代印刷工艺技术引进中国，必将对中国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带来一次突飞猛进。因此，他毅然以印刷工艺作为自己学习的专业，并为此付出他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二)
1912年，丁乃刚从日本学成归国，应上海中华书局之聘任技师。开始了他18年的印刷工艺方面创造性的劳动，为科学、技术、文化的传播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年，正是中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刚刚筹建开业。为了配合民国的学校教学需要，中华书局了一套小学教科书，定名为《中华小学生读本》。该书经过中华局书创办人陆费逵等人的精心，但要赶在小学开学前出版发行，其印刷任务时间紧迫。丁乃刚作为印刷工艺技师，从机器设备安装到开机印刷，都做了精心设计和安排，终于顺利完成任务。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字体精美，印刷清晰，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誉。这些成就都与丁乃刚的努力分不开。
1914年，丁乃刚离开中华书局到商务印书馆任职。此时，商务印书馆已将日资股份收回，日籍技师也随之解聘，同时又引进新设备，丁乃刚才得以进入这家中国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任职期间，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了《辞源》、《植物学大辞典》、《新体国语教科书》等许多精品图书。北京京华印书局创办于1908年，原是清政府的一家官办企业，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印刷所。1921年丁乃刚从上海到北京主持京华印书局的印务，利用北京图书馆、文渊阁等的藏书，为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了一大批精品古籍。由于他对王云五总经理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以致1924年被迫离京去奉天宵银号印刷厂任厂长。其时该厂濒临倒闭，丁乃刚接任以后，从技术上突破难点着手，开展全面的企业革新。
官办企业的通病是管理混乱、账目不清、人浮于事、任人唯亲。丁乃刚的改革，其目标就是要消除这些痼疾。他合理调整管理机构，任人唯贤，破格提拔新人。他特别关心职工生活、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还为工人建立起卫生体育以及食堂等福利设施，让工人参加年终分全，从而大大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企业很快扭亏为盈。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位精通专业的技术专家，还拥有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才能。然而，在旧社会，“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他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救活了，工人们欢欣鼓舞，却得罪了那些曾经借企业营私发财的权贵。这些人把丁乃刚给工人建立福利设施，以及让工人参加分红等措施，作为向军阀指控他搞-的借口。在军阀统治下，“红帽子”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被迫返回北京。在他离开时，闻讯前往车站送别的职工多达几百人。他的遗诗中曾有：“门无坐食三干客，却似从亡五百人”之句，正是当时情景的写照。
丁乃刚回北京以后，应聘去财政部印刷所任职。财政部印刷所也始创于1908年，是清政府用以印刷印花税票的地方，其刻版工艺也较复杂，中国使用美国的雕刻铜凹版印刷术就是从北京财政部印刷所开始的。该所延聘丁乃刚是因为复杂的工艺技术需要，同时该所也因经营不善正处在濒临倒闭的边缘，因此，想借重丁乃刚的治厂经验。该所经丁乃刚的惨淡经营，确也取得很好的经济效益。然而，如同在奉天时的情况一样，丁乃刚的举措对企业有利，受工人欢迎，却不能为那些保守的既得利益者所接受。他再一次受到排挤而被迫离开。
1929年，丁乃刚任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教授、系主任。他以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培养实用美术人才作出了贡献。丁乃刚在印刷实际部门工作了18年，经历了中国印刷业早期发展的全过程。克服了技术上许多困难，并有创新和建树。对于丁乃刚在我国印刷业早期发展过程中勇于克服困难、勇于进取的精神，同仁多有称道。他强调努力学习，既向书本学习，更应在实践中学习，向同行请教，直到晚年回乡养病也是手不释卷，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原因。
(三)
丁乃刚是技术专家、教授，更重要的是一位爱国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追随孙中山
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是同盟会的最早会员之一。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他携妻弟朱章宝一起回国，在金华协助朱郁荃组织军政分府，为光复浙江全省，支援武昌起义作出贡献。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许多留日学生都中断学业回国从政，而他却在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再去日本继续完成学业。他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对进步学生的困难常有所资助。当时有些左倾进步刊物，甚至地下革命刊物，都曾经在他任职的印刷所印行。1925年后，其妻弟朱章赓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期间，为了推广西医并批判把中医作为国粹，拒绝和西医结合的保守派而创办的进步刊物《丙寅医学周刊》，就是经他帮助联系接洽，由有关报刊开辟专栏定期出版的。这些活动，在当时都要冒政治风险。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他和这些人是亲戚故旧，而是由于老同盟会员的革命良知使然。
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师生进步活动的不满，对该院采取时而改制时而停止招生，办学经费也经常积欠。到1932年第7期毕业生离校后，宣布停办，丁乃刚遂失业在家。他自幼体质瘦弱，后来加上繁重的工作任务，以致患肺结核病。这在当年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失业成了雪上加霜。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嚣张，华北形势更趋恶化，当时成立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丁乃刚在社会上有知名度，加上该委员会成员中，有的早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相识。所以，他们就想趁丁乃刚贫病交迫之时，延揽他出任该委员会的教育厅长，用以装潢门面、欺蒙群众。他们的所求被丁乃刚严词拒绝。丁乃刚指出，该委员会有些人提出华北自治的口号，是为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中国的野心张目，是汉奸-贼的言论，他决不同这些人同流合污。他不顾自己罹患肺结核病需留京继续治疗时情况，毅然携带妻女南归。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又和儿子、媳妇从南京经浙江、江西、湖南至贵阳，辗转奔波，以致病情加重。1940年，丁乃刚偕夫人回义乌塔山下老家养病。
1942年秋，日寇占领塔山掠采砩石，塔山下村经常受到日寇和伪军的骚扰。丁乃刚遂移居让河街，寄居于何茂钟家直到抗战胜利。在此期间，驻塔山的日寇发现塔山下村曾有—位留学日本的人，于是通过翻译传话，说要见此人一面，否则就将他的祖居和祖宗祠墓烧毁挖掘。为此，他的本家声称此人已去大后方了，并化钱贿赂翻译。事后丁乃刚听到传闻，他写信给本家说道：“行事苟有利于国家民族，虽九死而无悔。倘为保祖宅和祖宗祠墓而奴颜事敌，则死后仍无面目见祖宗于泉下。这要成为丁家新族规。”凛然正气，跃然纸上。1945年抗战胜利，但驻义乌日军迟迟不缴械投降，国民党义乌县政府听说他精通日语，请他进城与日军谈判。当时他正卧病，义乌城内日军动态不明。因此，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去。但他认为，早一日解除日军武装，就是早一日收复失地，于国家民族有利，坚持进城谈判。为了解除亲人的忧虑，也为了照顾他的病体，他请妻弟朱坤明陪同前往，终于顺利完成任务，使义乌城提前光复。
丁乃刚回乡养病，两袖清风，身无长物。1945年冬他再度回老家，与乡人有了更广泛的接触，使人们了解他、尊敬他的哲人风范。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而又无私无畏，刚毅耿介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丁乃刚人如其名。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中国的印刷术》，柳毅编著，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年6月版
《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季啸风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教育年鉴》，1934年6月版
《义乌县志》，义乌县志编创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义乌《丁氏宗谱贞房分册》
来源： 义乌市档案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