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良运，1918年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革命家庭。父母亲都是地下工作者。良好的家教和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这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1年初，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湘、鄂、赣边区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为了保卫家乡，年仅13岁的叶良运毫不犹豫地参加了红军。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和斗争形势极为严峻，战斗异常频繁，红军-考虑到叶良运年纪尚小，便安排他在红十六军保卫部当勤务员。从此，未成年的叶良运开始了一生的戎马生涯。
叶良运参加红军后，对一切都感到很新奇。他天真活跃，又勤奋肯学，深受部队-和战友们的喜爱，人们都亲切地称他“红小鬼”。红军部队是一所革命的大学校，叶良运在这所大学里不断成长壮大。尽管当时生活极其艰苦，部队行动频繁，但叶良运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同红军战士一道枪林弹雨，转战南北。经过革命战斗的洗礼，叶良运迅速长大了，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走上了终身革命的道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性大转移，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留在南方各省的武装力量在国民党当局严密-和残酷镇压下，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叶良运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留在湘南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难当头，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良运所在的部队于1938年初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团，并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新的形势、新的环境，给叶良运的成长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在新四军的三年中，叶良运从一个普通游击队员成长为一个合格的军人，由一个普通战士成长为一个优秀的基层指挥员。他先后担任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务，参加和指挥过几十次战斗，荣立了战功，深受新四军领导和战士们的好评。
皖南事变爆发后，叶良运率战士们突围时不幸被捕，并被押往上饶集中营关押。由于叶良运在突围中衣帽破损严重，难以遮体，他随便捡了一套新四军战士的服装穿着，被捕时又化名易良运，故国民党当局并不知道他是新四军连长，将他当作普通战士对待，编入“第三战区司令部训练总队”所属的第二大队第十区队。1941年夏，叶良运又被移禁浙江省开化县马金镇。
叶良运编入第十区队之后，与队中的共产党一道秘密在第十区队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领导和组织党员进行对敌斗争。随后，叶良运又同支部成员一道，着手制定夺枪越狱计划。因在联络难友时不幸被敌哨兵发觉，叶良运遭毒打后又被关禁闭。几天后，第十区队为防不测，将叶良运移送到驻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的第十二区队。当时叶良运尽管遍体鳞伤，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越狱的计划。他在第十二区队中成立了秘密党支部，自任支部组织委员，积极策划狱中对敌斗争和越狱计划。1941年6月，狱中党支部获悉国民党当局欲将原被捕的三个士兵大队补充到国民党军队中去的消息，叶良运决定加紧越狱计划的步骤，但此时国民党方面对士兵大队的看守监视也越来越紧，越狱条件一时还不成熟。有一次，叶良运同一个队员被监狱的看守派往山上砍竹子，恰好同行的队员系闽北的游击队员，对铅山和闽北的地形地貌比较熟悉。于是，叶良运同闽北的游击队员利用有利的地形，机智地逃了出来，并顺利地找到了驻闽赣交界处的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此后，叶良运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1941年9月，蒋介石派刘建
绪到福建接任省府主席。刘建
绪到达福建后，立即组织力量“清剿”闽北、闽西和闽东各地的游击区。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用革命武装粉碎国民党当局的“清剿”阴谋，中共福建省委派王助、林兆荣和叶良运等率省委武装一部开辟闽北通往闽中的地下交通线，为省委南迁闽中作准备。9月下旬，省委领导的游击纵队的部分主力南下，在顺昌与建阳交界处遭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包围。战斗中王助和林兆荣相继牺牲，叶良运挺身而出，马上组织有生力量从敌人火力较薄弱的环节进行-，终于冲出了包围圈。由于游击纵队南下受阻，当时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于是省委重新调整了战略步骤，于1941年10月，将闽北、建松政、闽东三支分属于各特委领导的游击队合并起来，成立了直属省委的第一纵队，任命叶良运为纵队长。
第一纵队成立之后，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叶良运一方面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一方面通过实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1941年底，叶良运率部出征闽赣交界的贵溪地区，袭击了当地的地方武装，缴获了一部分武器弹药，以加强部队的装备。随后，叶良运又率队袭击了光泽县文坊街乡公所，收缴了一批武器和现钞。因撤退时暴驴标，途中被福建省保安团包围。叶良运马上率部占据有利地形，然后突然袭击，将保安团的一个排歼灭，不但使游击队转危为安，还缴获030多支。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叶良运的军事才干得到充分发挥，游击纵队屡战屡胜，连连告捷，不但扩大了省委游击武装的革命影响，而且游击纵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并危及国民当局的地方政权。1942年2月，国民党成立了“闽浙赣三省剿匪指挥部”，派出重兵围攻闽北游击区。同年3月，国民党第八十师调遣一个团和一个加强营，在当地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再次进攻邵武、光泽一带，妄图一举消-福建省委及其领导游击队。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省委派汪林兴、叶良运率省委游击纵队的部分主力冲击包围圈，转到外线以牵制和0敌人的注意力。由于汪林兴两次贻误战机，致使游击纵队遭到严重损失。叶良运临危不惧，果断地组织有生力量，率队突围转移到建阳华家山，然后向建瓯方向挺进，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域。
国民党第八十师进攻中共福建省委的计划未能成功，福建省府主席刘建绪心急如焚，于1943年4月责成第三战区司令部增派三个团的正规部队，在闽北各县地方反动武装的配合下，向闽北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军事围攻。此时，叶良运刚刚完成省委布置的第五期武夷干校整风学习任务，就马上接受省委的命令，同左丰美一道各带一支部队向西南方向突围。叶良运利用有利的地形，穿插在闽北的高山峻岭之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于闽赣两省交界的深山老林，并伺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4月底，叶良运率部摧毁了闽北头乡公所，镇压了作恶多端的伪保长。随后，叶良运又率部越过闽赣线，奇袭江西铅山，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活捉了国民党第三战区军官学校分校校长和第三战区某分部副主任，缴获了现款三万多元和一部分军用物资。
国民党军队在闽赣边界受重挫之后，丧心病狂地在闽北地区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和“三剿”(追剿、堵剿、搜剿)政策，企图逼出游击队主力与其决战。叶良运识破敌人的阴谋，率游击队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搞得国民党军队晕头转向。由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联手-围攻，使游击队的处境日益困难。叶良运等游击队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种种困难，英勇顽强地坚持斗争。为此，省委曾经通报表扬了左丰美、叶良运等游击纵队“在火线上顽强斗争的精神”，并指出发扬这种精神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党员干部向游击纵队学习。
在国民党军队的长期围攻下，闽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形势日益严峻。中共福建省委驻地的方圆200里内都布满了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省委机关上与党中央、华中局，下与闽中、闽东、闽西北、建松等各块基本地区的电讯联络亦被切断。因此，省委决定南迁闽中。1943年8月，省委书记曾镜冰带领警卫班从建阳县麻河突围后，通过地下交通线的护送转移到莆田，同闽中特委取得联系。随后，叶良运等人率省委第一纵队的武装人员，从建阳老鼠岗一带出发，经顺昌、建瓯至古田鸟仔垅，同黄?禹领导的古田武工队会合。1944年5月，叶良运等游击纵队到达德化县坂里，与原先到达闽中的省委机关特务队、大田武工队以及闽中特委领导的武装胜利会师。
省委南下闽中后，根据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省委机关和会师后的游击武装进行整编，确定把武装队伍和机关人员结合组成“武工队”。由于省委南下闽中之后，闽中成为全省的抗日指挥中心。为了加强闽中的游击武装力量，省委派叶良运担任闽中特委武工队参谋长。
闽中特委武工队成立之后，在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叶良运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首先，叶良运率领武工队袭击了投靠日军的福清黄保安队和龙田盐警队，收缴了一批0弹药；接着，又声东击西，夜渡大樟溪，进攻永泰占兜，消灭了国民军地方反动武装的一个分队；随后，叶良运又率部在莆田江口伏击日军的一艘汽船；1944年12月底，叶良运又率部袭击了莆田忠门区公所和自卫队，将作恶多端、民愤较大的自卫队正副队长击毙，缴获030多支，并烧毁了田赋底册等。闽中武工队在叶良运的率领下频频出击，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不但鼓舞了闽中人民的抗日热情，而且使国民党福建当局惊恐不安。
1945年8月底，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省委再次派黄国漳、叶良运等人到莆田南日岛筹款，并建立据点。由于队伍未隐蔽好，在岩下村遭县保安队阻击。这次遭遇战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歼敌20多人，但因目标暴露，原计划未能继续进行，只得又撤回内陆。
武工队在南日岛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不安，省保安司令严泽元立即将莆仙永交界地区定为特种区，任命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胡委宽为莆(田)、仙(游)、永(春)、德(化)联防办事处主任，各县自卫队、警察局和省属各保安大队统归其指挥，严令“限期破获”、“海陆一起肃清”。办事处下设军事、政治、侦缉、总务等组，分别指挥军、政、特、警，相互配合，一齐行动。面对新的形势，省委决定将机关撤出长乐南阳。为了掩护省委机关的安全撤离，黄国璋、叶良运等人率武工队主力渡过大樟溪，把国民党的进攻主力牵引到永太方向；随后，又兵分两路以迷惑敌人。其中叶良运所率的队伍在永太的曹溪遭保安队袭击后队伍曾一度被冲散，并与省委失去联系。叶良运等人在深山老林里，没房子住山洞，没有粮食吃野菜，没棉被钻草堆，寒冬腊月只是穿着单衣御寒。有时天气太冷，游击队员只好整天躲在山洞里烤火取暖。由于没有粮食，长期吃野菜，队员们饿得面黄肌瘦，浑身浮肿，没一点力气。叶良运等游击队员们凭着对党、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坚持隐蔽斗争三个多月，终于找到了省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建地区的形势更为严峻。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解决省委的活动经费，省委书记曾镜冰亲自出马，化装到福州，同闽江工委负责同志共同研究对策。此时，恰好获悉国民党福建当局要拨运一批现钞去厦门，约二亿万。真是天赐良机，省委马上抽调一批精干的武装人员，由黄国璋、叶良运带队，决定在莆田江口至涵江的途中进行埋伏。1946年1月27日，国民党福建省银行经理带领20多名宪兵，押送八担现钞从福州出发。第二天下午3时左右，押钞队逐渐靠近游击队的伏击点，游击队机枪组立即将机枪架上公路南边一个厕所的围墙上。就在这时候，游击队被走在前头的宪兵发现，双方立即开枪射击。前面两名宪兵应声而倒，后面的宪兵主力立即集中火力向游击队射击。双方展开激战，不幸的是一颗子弹击中叶良运的喉咙，他当即倒了下去。警卫员急忙扶他起来，准备背他回去，但叶良运用手势表示自己伤重已不行了，赶快转移。这时，游击队员们愤怒极了，噙着热泪高喊：“冲呀!为叶良运报仇啊!”一面开枪射击，一面飞快地冲过去，拖了三袋钞票就往回走。宪兵见钞票被夺走，马上组织火力射击。为了减少损失，黄国璋命令游击队立即撤退。
江口伏击战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毙敌七人，伤敌六人，缴获钞票3850万元，但是游击队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叶良运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当闽中特委书记黄国璋向省委汇报战斗情况时，省委书记曾镜冰眼里含着泪水说：“代价太沉重了。”
叶良运虽然牺牲了，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新中国成立后，莆田人民政府在莆田上林亭修建了纪念叶良运的纪念碑。后因福厦公路扩宽需要用地，遂将叶良运的遗骸火化，并于1990年1月5日移放在福州文林山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