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康华（1915～1991）
杨康华，原名虞焕章，又名杨任康，广东广州人，祖籍浙江。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禀承家教，以优异成绩入读中山大学。
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塑像 民国20年（1931）“九·一八”事变后，杨积极参加了中山大学学生发动的反日-活动。其后他决定转读政治系，以寻求救国道路，并参加了凌伯骥、赖寅仿等组织的“中大文艺研究会”，办过刊物《新启蒙》。翌年7月，与进步同学组织秘密小团体“新中国”，探求救国之路。期间，他考上中大政治系，与进步同学韩泰开始阅读马列著作，接受马列主义理论并翻译“马列小丛书”的章节送报刊发表。
民国24年（1935）北平“一二·九”运动前后，他与李群
杰等在中大组织秘密读书会和秘密的左翼团体“马列主义行动团”，吸收进步师生参加，积极投身“一二·九”救亡运动，成为广东响应“一二·九”学生-的积极发起者和策划者之一。
同年，杨结识爱国民主人士陈汝棠，并通过陈寻求与共产党人的联系。民国25年（1936）3月，经中共党员陈勉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到香港建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杨的组织关系转到“南临委”，并先后在薛尚实、张文彬、李大林等领导下进行活动。这期间，他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在中大附中和教忠中学任教。他除了向学生进行抗日宣传并推动成立进步团体外，还根据中共的指示，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活动社会工作。此外，还和陈汝棠共同创办《学生战线》杂志。根据中共“南委”关于尽力冲破国民党压制，运用-策略，争取救亡运动和群众组织合法，扩大党的影响的指示，与邓明达等开展争取、团结谌小岑等国民党省市党部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广东第一个群众性救亡团体“救亡呼声社”，及参加文化界统一战线的群众抗日团体“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兼宣传部副部长，与由沪来穗的一批文化界人士欧阳山、周钢鸣，以及与从上海回来的石辟澜等，联合艺协的进步分子，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学艺术活动。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其兄弟姐妹8人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连他众多的堂兄弟姐妹也都受他的影响而纷纷投身革命洪流。
民国27年（1938）春，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成立。随后，召开广州市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选举产生广州市委，杨康华当选为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同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杨调任中共东南特委宣传部长，随梁广到香港工作。民国29年（1940）春改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兼管澳门工作。
期间，他还参与了由吴有恒、钟明直接领导的中华书局2000多名工人的-斗争。后吴、钟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杨康华继续代表市委给-斗争以正确的指导，使-斗争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在争取到较为有利的条件下，使-取得胜利。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估计日本有南侵的可能，香港有被占领的危险，因而在市委会议上及早作了应变措施，有计划地部署干部撤离。
翌年12月香港沦陷，组织决定杨离开香港，撤到东江地区，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总队（东纵前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及东江军政委员会委员。
香港沦陷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文彬、廖承志领导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东江部队广大指战员及中共地方组织共同营救一批面临被日军加害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杨作为营救行动负责人之一，主要负责安置接待及疏散工作。
民国31年（1942）5月，杨与邬强到东莞大队检查工作。鉴于此时国民党顽军向我总队部驻地宝安发动进攻的形势，他建议总队部调集主力打击顽军后方。总队部即派梁鸿钧、王作尧率主力会同东莞大队共700多人袭击顽军，粉碎了顽军扬言3个月内消灭我军的计划。同年10月，顽军向东江总队发动第二次大规模进攻。为适应战斗需要，政治部精简机构，并分设前后方政治部。杨康华率前方政治部精悍人员随同总队部行动，专管对敌斗争的政治工作。
民国32年（1943）12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副司令兼参谋长王作尧，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民国33年（1944）冬至翌年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华南抗日武装应由北江入手，以湘粤桂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指示，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东纵”北渡东江，建立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这一任务由王作尧、杨康华担负。王、杨率部进入博罗地区后，面对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民主政权也没有建立的困难局面，提出退租退息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方针，并依靠当地中共组织，开展退租退息和减租减息斗争，群众很快发动起来。经过艰苦的工作，一个新的根据地终于诞生。
民国34年（1945）5月，中共中央派王震、王首道率三五九旅南下广东，要求“东纵”挺进粤北，与之会合，建立五岭根据地。东江纵队派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组成指挥部率“东纵”主力一部到粤北，执行这一战略任务。杨任中共粤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后因时局变化，三五九旅北撤，杨等领导“东纵”粤北部队坚持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其中规定中共在长江以南8个根据地的部队北撤至陇海路以北地区。根据协议东江纵队北上撤至山东烟台解放区。在北撤过程中，集结最困难的是“东纵”粤北部队。杨作为粤北地区撤军谈判中共代表，对国民-表提出的不合理的集结地、行军路线，均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而为部队南下集中，安全北撤争取到有利的条件。
民国35年（1946）7月5日，杨随北撤部队抵达山东烟台。同年10月，杨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大学第五大队政治委员，军政大学党务委员会委员。
民国36年（1947）3月，中共中央指示以“东纵为基础成立两广纵队”，杨协助建军工作，后任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兼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二室主任。
1949年10月，杨随部队返广东。其后任中共珠江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军分区副政委。1952年8月后，先后任省教育厅副厅长、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文教部长等职。1961年年底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后历任广东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委-部部长。1964年春，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兼校党委-，并兼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广东分会会长，以及对外文化协会广州分会会长。
他领导省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以及统一战线工作期间，为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忘我工作。主持制定《暨南大学十年规划》，提出要在10年内逐步把暨大办成一所规模完善、高质量的重点大学的目标，并为此作了大量工作。
杨直接参予建立和扩建了一批学校和医院，如中山医眼科医院、中山医肿瘤医院等。还领导筹建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并开辟原子能、电子、半导体、自动化控制等新领域，分别设立了研究所。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文革”期间，杨受到破孩。1973年任省科教办公室主任，1978年后相继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广东省副省长，并受命主持暨南大学的复办工作。后又兼任省体委主任等职。1983年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11月31日在广州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