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根竹，西陂乡大洋村人，1916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一个贫苦雇工的家庭。他不满10岁，扛长工的父亲就离开了人世间。为了糊口，母亲只好带着他寄居在亲戚家里。他无钱上学读书，便给地主放羊，12岁时又到一家纸坊当学徒。地主的残暴，纸坊老板的狡诈，使他自小就觉得这世道不平，并厌恶这些吸血鬼。
1931年，红军队伍路过他的家乡，发动群众，废除租债，这使他看到了红军是为穷人谋利益的队伍，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15岁的徐根竹毅然参加了工农红军，在连队当了司号员。1932年，徐根竹被调到营里当号目。由于他勤奋好学，作战勇敢，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升为团部的司号长，并担任了党支部青年委员。
1934年10月，徐根竹开始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历尽艰难困苦，跨越了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省。在川贵交界处的连城战役中，徐根竹的右脚不幸被炸弹炸伤，造成粉碎性骨折，同部队失去了联系。为了追赶部队，他以惊人的毅力，用双手和双膝支撑着身躯，在布满荆棘的山野丛林中爬行了四天，饿了，就吃几把野菜；渴了，就喝几口泉水。当他找到部队时，身上的军衣已被磨得丝丝缕缕，手掌和双膝被磨得血肉模糊，身边保留的只有一个破瓷碗和一个军号铜嘴。由于当时药品和器械奇缺，得不到及时治疗，使徐根竹右脚留下了残疾，成为二等甲级残废。
但是，徐根竹身残志不残。他含着热泪告别了手中的军号，告别了那杀敌立功的火热战场，决心做一名白衣战士。1935年6月，部队在四川懋功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趁自己在医院治伤的机会，观察医生、护士的操作，主动帮助医护人员为伤病员消毒、换药、包扎和护理伤员，初步掌握了一些医护知识和技术。他的伤口愈合后，被医院留下，当了看护长。虽然他跛着腿，行走不便，但他硬是爬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闯过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跟随中央红军胜利地走完了长征路，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不久，徐根竹被党组织送进了驻在县(今富县)以西张村驿的卫生学校。这对于一个从未进过学堂门的看护长来说，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但是在高兴之余，他也看到了摆在面前的两座大山：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攀登文化山；还要奋力向医学山进军。在一年半的学习期间，他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革命责任感，像战士攻碉堡那样，拼命向前，战胜了一个个拦路虎，取得了良好成绩。1936年冬结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分配到驻在吴旗镇附近的军委第一后方医院三所当医生。在两年多实践中，徐根竹大胆探索，刻苦钻研，为部队的伤病员和老百姓治好了许多顽症，有的老乡夸奖他这个瘸子医生是“铁李拐神医”，但他总是谦和地说：“我是在红军里长大的，从认字到学医，都是在红军里面，红军就是我的父母。”
1939年，卫生学校(后搬到延安，扩建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高级班招生，徐根竹积极报名应试，但学校嫌他文化低，腿残废，不愿接收。他再三要求，卫生部才批准他入校“试读”。在他的那个班里，大多数学员是高中毕业或者上过大学一二年的学生。徐根竹文化基础没有他们好，起初学习很吃力，功课跟不上。他虚心向同学求教，补习了数学、物理课程。夜里同志们睡下了，他悄悄地到办公室看书，整理笔记。为了学好选修的英语课，每天清晨，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在院子里朗读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1942年2月，徐根竹在延安举行的首届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典礼上，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荣获了“学习模范”的光荣称号。同志们都说他是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模范。
徐根竹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最初是-卫生部直属医务所，1939年春改编为八路军军医院，即延安拐峁医院，同年12月又改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做主治医生。在医疗工作中，他认真细致，态度和蔼。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要把一天的工作作个小结，把一些问题和心得记载下来，所以他的业务技术提高很快。1944年4月初，延安县川口区三乡发生了急性传染病，当地叫“吐黄水病”。患者上吐下泻，死亡率很高，老百姓极为恐慌、着急。县政府迅速派出几个防疫队下乡救治病人，防止传染，调查病源，进行扑灭。徐根竹被派到槐树庄去调查、防治。他带了两名助手，在乡下辛勤工作了两个星期。为了及时救治群众，他每天早出晚归，忙个不停，使许多病危群众脱离了危险，重获新生。为了查清病源，他不顾劳累，追根查源，还画了一张很详细的疾病分布图，说明了得病的起因，得出了这种疾病的发生与饮水有关的结论，并将调查情况向卫生部做了报告。当地老百姓和党政机关，对徐根竹和他领导的防疫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延安《解放日报》用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徐根竹写的《延安县川口区三乡防疫工作的报告》。由于徐根竹做出了突出贡献，他被命名为“模范医生”，出席了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英模大会。
1944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进犯关中解放区。在爷台山反击战中，徐根竹率领一支手术队，星夜赶往前线，参加战地救护。有一天夜行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在崎岖的山路行进中，他连人带马掉到沟里，身上多处被擦破，同志们劝他在附近老乡家里休息一下再走，他说：“前方的仗不能等我们到了再打呀，这一点伤算得了什么!”在前线，他更是忘我地工作，精心地进行着一个个手术，拯救了许多受伤战士的垂危生命。每次战斗，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手术台。指战员们都称他是战地神医。
1946年夏天，徐根竹被提升为关中军分区卫生部长。虽然他成了领导干部，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术刀，继续为患者服务。一位腹内长着大瘤子的农村妇女前来求医，徐根竹亲自为她做了手术，成功地从这位村妇腹中摘除了重达十几斤的肿瘤。他还受党中央的委托，为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受伤的著名学者李敷仁作过手术。李敷仁当时在演讲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那颗子弹给同志们看，他说：“这就是蒋介石送给我的礼物!蒋介石把我打死，党又把我救活了!给我取出这颗子弹的，就是再世华佗——关中的卫生部长徐根竹同志。”
徐根竹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又是党的优秀工作者。1946年10月，徐根竹被调回延安，卫生部派他到一位外科专家那里进修深造。他刚学习了两个月，后因胡宗南军队疯狂进攻陕北，组织上决定把他调回，任命他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随后又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院长。
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牵制国民党胡宗南部的主力北上，策应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并相机夺取榆林而发动了第二次榆林战役。徐根竹奉命率领第二野战医院也跟随大部队马不停蹄地昼夜兼程，向榆林挺进，并在距榆林城十多里的三岔湾村安营扎寨。刚到营地，徐根竹顾不上吃口饭、喝口水，就马上带领同志们清扫了四孔石窑洞，支起了手术台，摆起药箱，挂起了绣有红十字的旗帜。不一会儿，一所很像样儿的野战医院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了。
30日下午3时许，忙碌了大半天的徐根竹仍不肯坐下来歇息一下，立即穿上白大褂，戴好卫生帽，拖着一条伤残的右腿，高一脚低一脚地去看了各个窑洞病房，检查手术室里的消毒情况、石膏准备以及夹板够不够用等具体事项，还亲自看望了伤员，并把他们按伤势的轻重排好了上手术台的顺序。徐根竹要求同志们要做好苦战一个通宵的准备。为了节约时间，及时抢救伤员，他还叫炊事员按时把晚饭送到手术窑洞来吃，确保伤员们来一位，就及时抢救一位，真正地做到了一切为了伤员，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徐根竹仔细地洗手消毒，戴上胶皮手套，登上手术台前，正要亲手为一位重伤员做手术时，突然间只听得窑洞外枪声大作，0声四起，只见几架敌机嚎叫着从空中突然袭来，对准我第二野战医院四孔窑洞疯狂射击、狂轰滥炸，机枪子弹打在手术床下的石板地上，溅起一串串火花。紧接着，炸弹在窑洞上0了，两孔半窑洞被炸塌，徐根竹的头部、颈部、胸部和四肢被炸成重伤，重度昏迷，立即被送到约20里远的谷塔寺二连手术室进行抢救。刚抬上手术台，徐根竹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就停止了呼吸。因为敌机的狂轰滥炸，野战医院奉命连夜撤离了三岔湾。在行军途中，同志们将徐根竹等烈士的遗体掩埋在僻静的山沟里。正在陕北转战的周恩来，得知徐根竹牺牲后，便对身边的黄树则医生说：“像徐根竹同志这样的人民的好医生，你们应该写文章，应该宣传，应该让大家知道。”卫生部在河东为徐根竹举行了追悼大会。
新中国成立后，徐根竹烈士的遗骨被迁葬到塞上古城榆林烈士陵园里。虽然，他离开人们已经40多年了，但他那种工农干部知识化的精神，那种伤员第一、工作第一的赤诚之心和优良作风，却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里。
(李学军李敏
杰郑学秋李葆定冯彩章)
大洋村 大洋村地处西陂街道西部，罗龙路、龙腾路、人民路将分划成三大片区，总面积2平方公里。全村共有14个村民小组，总人口3011人，其中男1492、女1519人。2012年村财收入83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6235元。辖区内有龙岩西客站、西湖人家、新地标、恒兴嘉苑、大洋宾馆、360万象城等18幢现代建筑。店面约550个，商业繁荣，有网吧、会所、公寓洒店、宾馆、足浴…… 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