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鲁(1845～1912年)
吴鲁，字肃堂，号且园，晚号老迟，又号白华庵主。晋江二十九都前头(今池店乡钱头村)人。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七月二十一日生。同治十二年(1873年)登拔萃科，入国子监。第二年授刑部七品京官。任满升刑部主事，充秋审处总办。光绪十二年(1886年)考军机章京；光绪十四年顺天乡试中举；光绪十六年殿试一甲第一名，授翰林编修，为福建科举时代最后一个状元。历任陕西典试(主考)，安徽、云南督学，云南主考，吉林提学使。
吴鲁以振兴文教为己任，认为兴学育才是施政的第一要义。督学安徽时，太平府规复“翠螺书院”，他捐俸5000金倡导，并为书院作记，勉励后学力求上进。任吉林提学使时，又捐俸5000金措办提督学政公署(时吉林初设提学，吴鲁为第一任提学使)，继又捐资1600金改建文庙。督学云南时，他从云南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功课不能强求与其他地区一致，提出“此地之要，务精其化学，冀开农矿之利源。以中学为普通，以西学为专门，应兼者兼之……应分者分之。”
吴鲁主张兴学要注意因材施教，如果过分地要求学生“兼修博览,终恐一艺无成；就使聪明特出，卓越寻常，学成之后，亦不能以一人而兼数职”。为了振兴教育，他特上《请裁学政疏》，提出建议：“一在广筹经费，遍立学堂；二在严督各府厅州县，实力奉行；三在遴委道府精于学务者，认真考察；四在鼓励本籍绅士协力相助。凡此四端，皆宜统归督抚经理，方能确著成效。”他督学吉林时，倡办《吉林教育官报》，大力提倡教学研究与学术讨论，以促进教育改革。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推行。
在“废科举、兴学堂”新风兴起之后，许多有识之士出国留学。吴鲁认为对这些“留学东洋”的“莘莘学子”，要加以重用。他建议在经“考试及格，当轴者破格用之，或量其才而授之以事，或分发各省学堂以为人师，或入官诏糈出其所学以襄理新政”。
吴鲁因兴学育才卓著成效，升为资政大夫。
吴鲁关心国家命运。当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时，他在《请迅调战将以临前敌书》提出：“请旨迅调战将，以分贼势。”在《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仍可理也论》中指出：“治术与学术异，治术贵因时变通。”强调要以史为鉴，因时变通，进行革故鼎新。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衅起时，吴鲁大声疾呼，要发挥民众的爱国锐气，加强水陆联防。他在《请饬沿海水师互相联络以振全局疏》中指出：“宜以北洋为提纲，以南洋为关键；以陆军扼守其要区，以水师会哨其海口。”可惜未能被采纳。但因此被“主战派”推荐为“总军务”。他倡议办理民团，对义和团及其活动持有独特的见解。在《请饬统兵王大臣部勒义和团勇与官兵长短相间》中他说：“窃惟今日之义和团勇，善用之可以壮军威”，建议“勒以部伍，分地驻扎，与官兵长短相间”，协同作战，则可收实效。
当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时，统兵马玉昆退守北仓，在北京东、南两面开挖工事，并为此上 书军务处乞讨嘉奖。吴鲁在《代军务处大臣复马玉昆书》中对此加以驳斥，进而提出变被动为主动的策略：“如今之计，宜合各军，联络一气，申明纪律，分路誓师，同时进取，以南路夏辛酉等包抄其后，以西路升元等横击其腰，北路则贵军力遏其衡，克服津郡，保卫畿疆，此上策也。”
庚子之乱，吴鲁困居孤城，满怀悲愁忧愤，作《百哀诗》。《百哀诗》分上下两卷，集中反映八国联军攻掠津京，慈禧太后挟帝出奔，人民备受凌虐的悲惨情况；同时有力鞭挞那些丧师失地、媚外辱国的奸佞之徒。
吴鲁对于腐败的清廷在民穷财尽、国家将亡之际，犹不思悔改振作，深感悲愤。于宣统三年(1911年)闰六月，辞职返乡。民国元年(1912年)10月8日病逝。
吴鲁著有《蒙学初编》、《兵学经学史学讲义》、《教育宗旨》、《杂著》、《国恤恭纪》、《文集》、《读王文
成经济集书后》、《使雍皖学滇学西征东游诸日记》、《正气研斋类稿》、《正气研斋遗诗》、《百哀诗》、《纸谈》等，其中后4部著作曾刊印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