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师儒(1888～1963)字雅堂。陕西米脂人。先后就读于绥德中学堂、陕西省高等学堂、上海同济医工学校工科，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曾任北高师附属中学教员。1921年3月入德国柏林大学教育专科学习教育和心理学，19 24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同年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1927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应杜斌丞之约，任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长。他常对人说：“我的志愿是想做培养国脉的工作。”1928年9月担任上海劳动大学教授兼教育科主任，1929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担任北京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等院校的教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各大学相继内迁，马任西安临时大学(后改名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教授，还担任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任陕西省参议会参议员、省政府委员等职。
1942年4月，马因父丧回陕北，途经延安参观了学校、工厂、农村，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艰苦奋斗、团结抗战的景象，兴奋地说：“耳闻不如目见，信然，信然!”随后，他在米脂、绥德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发表演说，赞扬边区是“国家民族新的生机”，批评国民党报刊对边区的宣传是“传闻掩盖了事实，误解埋没了-”。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会见了他。毛向他介绍了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介绍了自己的家庭和革命经历，同时也询问了国统区大学教育的情况。离开的时候，毛还特地请他回陕南后向他早年的老师、同乡黎锦熙先生(时为迁驻汉中的国立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合聘教授)问好。
两个多月的陕北之行，马感触良多。辞别时，他坦率地说：“边区虽小，有新气象，就像咱陕北所说的新发展；反过来，重庆摊子虽大，但有死气，倒像一个破落户。毛主席体大思精，所望群策群力，中国大事已定，共产党必胜。”回到西北大学后，他逢人便谈自己延安之行的观感，并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上，讲毛泽东问候黎锦熙老师的事，引起了国民党、三青团的不安。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立即电饬西北大学：“身为文学院长，在陕北讲演，公开赞扬异党的政治，应予警告!”教育部训导委员会也密电西北大学，指责马师儒“为奸党大肆宣传”。不久，西北大学校长赖琏(国民党中执委员)即宣布免去马文学院院长职务，并阴谋对他“痛下毒手”。马得知这个消息，镇定自若，书写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并安排了家事，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不测。但赖琏等慑于国共合作抗战的大势和马在教育界的影响，未敢下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北大学于1946年5月迁回西安。一年半后，西北大学校长、国民党中执委员刘季洪因镇压-被赶下台。教育部为缓和矛盾，不得不任命马师儒接任校长。这时，马虽已年过六旬，但为提高西大教学水平，亲赴宁、沪、平、津，为学校约集名师，仅1948年新聘专职正、副教授即达37人，还邀请屈武、郑伯奇、陈梦家等一批名人来校讲学。他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除要求学生完成课业外，还要求学生要有高尚的修养和健全的体魄。他支持学生的进步社团活动。刘季洪当校长时不准成立的学生自治会，也在他的支持下于1947年底正式宣布成立。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学校当局加紧对进步学生的控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还要他立即开除所谓“共党间谍学生”，可他仍然公正开明地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在国民党当局的眼里，马早有明显亲共倾向，因而时时对他进行防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对国统区的-、-统治更加严厉，马要继续应付这一局面，已感力不从心，遂于1948年9月辞去了校长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常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51年，他虽已年过花甲，仍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团，赴商县参加土改运动。1954年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建校，改建西安师范学院，马任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研究室主任。他长期坚持在教学第一线，给学生讲授教育学、心理学和中外教育史，并培养青年教师。在教学中，他尽心尽力、无倦无隐，经常重写讲稿，补充新观点、新材料，编写有《中国近代教育史讲义》《中国古代教育史》和《外国教育史》等教材。1957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民进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和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晚年虽视力不济，手腕颤抖，但仍勤奋学习，关心国家大事，即使在医院的病床上，还坚持阅读报刊。他在日记中写到：“小子有何能?学愚公，辛勤，莫负此心!”他就是靠勤奋努力，在教育战线耕耘了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