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鼎(1879～1944)字子彝，亦作芝逸、子逸，笔名礨空，号老曼、鲁曼，晚年自号漫西居士。陕西蒲城人。早年随担任汉中府学教授的祖父在南郑读书。18岁时祖父病逝，他千里扶柩返回蒲城。服丧期满以考试成绩优异补为增生，又得陕西学政沈卫(淇泉)器重，选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深造。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张季鸾、杨铭源、宋向辰等12人被选为官费留日学生。到日本后，李先入济美学校，后转入经纬学校，毕业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孙中山
在日本创建中国同盟会，李等率先加入，投入推翻清王朝封建-制度的斗争。三十四年(1908)正月，与井勿幕、赵世钰、李西堂等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统治，宣传救国思想。李用礨空、鲁曼等名，在《夏声》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敬告陕甘父老》一文中，他猛烈地抨击苛刻的赋敛及吸食鸦片、强迫女子缠足等社会弊病的严重危害。他喻列强为巨盗，疾呼：“巨盗至，将蹂躏我河山，践踏我田园，发掘我0坟墓，吸取我人民之膏血，祸将不远矣!”同盟会陕西分会建立后，因会员分布各地，联络不便。井勿幕深恐泄露机密，给反清革命造成损失，但又苦于没有可靠安全的联络方法。李为井勿幕设计了“通讯横斜格”及“纵横联系法”，使革命党人的联系既方便又保密。辛亥革命前，陕西同盟会革命党人从未因联系方法不当而失密，李是有贡献的。
宣统元年(1909)，李由日本回国，任西安府实业中学堂教员。同年，陕西咨议局成立，李任秘书长。由于他与副议长郭希仁、李桐轩及常驻议员井岳秀均为同盟会员，所以陕西咨议局实际为同盟会革命党人所掌握。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翌日，李即到革命军任参议兼文书。陕西军政府成立，任军政府秘书，后又负责秘书厅事务。在东西两路战役中，李经常彻夜劳碌。
中华民国成立后，李任陕西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民国初年陕西教育计划的制订、三秦公学的创办、派遣留日学生等教育界重大事宜，均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1914年，袁世凯亲信陆建章主陕，李去职。时教育司有3000两白银的节余经费，秘书常某按旧例向李建议：以半数归司长，其余由秘书、科长平分。李听后勃然动怒，严厉申斥这种中饱私囊的“旧例”，并令秘书将节余经费如数上缴。卸职后，他漫游北平、山西等地。返回西安后，闭门读书写诗，忧国忧民之心，屡见于诗文。1918年11月，井勿幕遇害身亡，李悲愤异常，在悼诗中写道：“烈烈寒风拂晚营，赤光芒角见沉星，遗尸马革凭谁裹，抢地呼天泪满膺。”痛惜之情跃然纸上。随后，李由西安赴三原靖国军总司令部，被于右任委任为总司令部秘书长。1922年，陕西靖国军解体，李与于右任商定取道甘肃、四川南下，追随孙中山
。李先行，但到事先约定的地点，未能与于右任相见，只好返回故乡。
1926年冬西安城围解除后，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请李出任要职，李不愿接受。1928年应于之邀，赴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编纂委员会编纂，国民政府审计部副部长、部长、监察委员等职。李任审计部部长期间，曾筹设各省审计处，对审计人员采取了考试任职的录取办法。1935年，李辞职回到西安。
抗日战争期间，李连任第一、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1月，担任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团长，率团遍历陕、晋、豫、鄂等省抗日前线和后方，返渝后据实写出报告，揭露阎锡山、汤恩伯、胡宗南等消极抗战、积极-的行径，重庆《新华日报》曾全文刊出。1943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李元鼎为陕西省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长。他不畏权势，根据议员的权利义务，向国民政府揭发陕西省主席熊斌等人把西安出土的沙金变卖巨款-的丑行，此即轰动一时的“黄金案”。当国民政府派员调查此案时，李呈交的证据达30余份。熊斌终以在陕西秽声四播而被调离。次年8月16日，李病逝于蒲城荆姚镇旧宅。生前诗作甚丰，诗稿《老曼斋诗存》收入5000余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