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合邦(1913～1967)原名李鹤榜，化名高济飞。陕西清涧人。1928年李合邦考入绥德枣林坪高级小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团小组长和支部组织干事。1930年高小毕业，次年回乡当教员，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
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任中共清涧县东二区区委书记；次年任中共清涧县委委员、中共绥德县委副书记、中共陕北省委巡视员。在艰苦的岁月里，他白天隐蔽在山沟和坟墓洞穴里，晚上带领游击队袭击国民党据点，摧毁其保甲组织，镇压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同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群众亲切地叫他“黑老高”。国民党新军阀抓不住他，派兵烧毁了他家的房屋，还到处张贴“抓住黑老高，赏钱一千元”的布告。但他无所畏惧，坚持斗争。1936年2月，调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他竭尽全力保证了中共中央机关的供给和驻地瓦窑堡的安全。西安事变后，李任中共陕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共陕北省委撤销，成立中共陕北西分区委员会，李任分区委组织部部长。10月，日军进逼黄河东岸，妄图西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绥德特别区委员会。1938年2月，李调任绥德特委副书记，11月升任书记，一度还兼任组织部部长。他深入河防前线，发动群众抗日自卫，组建中共河防县委，加强军-防，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东大门。当时，在绥德的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何绍南蓄意制造-摩擦事件，下令让贫苦农民归还地主的土地。李义正辞严地说：“国共合作协议明确规定，土地革命时分配给贫雇农的土地不再变动，任何所谓‘归地’的命令和行动，都是违反国共合作协议的，都是无效的。”喧嚷一时的“归地”命令，从此销声匿迹。李还到国民党顽固派重兵把守的定仙墕面对面地同顽固派进行斗争，揭露其不抗日、专吃摩擦饭的面目，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1941年，中共绥德特委改为绥德地委，李任地委副书记，仍兼组织部部长。
1945年，李在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后，调任中共陇东地委副书记、书记。他贯彻七大精神，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为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解放战争初期，他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织机关干部和部队1000余人，分兵数路外线作战，牵制敌人，接应中原突围后的三五九旅胜利地返回陕甘宁边区。当国民党军队进犯边区时，他率地委机关转移，继续领导全区军民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日夜操劳。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南迁关中。为领导陕北老区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同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中共陕北区委员会、陕北区行政主任公署和陕北军区，调李任陕北区党委书记兼陕北军区政委。为表达陕北人民对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深切爱戴和陕北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决心，他亲自起草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致敬信。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复电中高度赞扬陕北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李即组织机关干部认真学习、宣传《复电》，动员全区干部、群众为医治战争创伤和加快陕北建设而努力工作。
1950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成立，李任省委第二副书记(2月改称副书记)，兼任组织部部长，具体负责筹备全省第一次-会和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与起草文件和干部配备，常常彻夜不眠。在省委主持组织工作期间，他总是从老区和新区、本地和外地、党内和党外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全面考虑，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使干部各得其所，心情舒畅。省第一次-会后，他分工主持省委日常工作，教育省委机关干部热情接待下面来的同志，使他们感到到省委就像“到了娘家”。在经济建设工作中，他顾全大局，注意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和唐洪澄等十分关心西安八四七工厂的建设，帮助解决厂址、设计方案、职工调配等问题，促使工厂按期建成投产，受到工人和专家的好评。1950年8月，李还被选为陕西省农民协会主席。
1955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省、市委成立-，李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1956年出席中共八大。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李去商洛检查工作，不料肺气肿病发作，彻夜端坐，难以入眠，但仍坚持工作。省委知道后派人把他接回西安治疗。196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辞去省委副书记职务。1962年养病期间，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文革”开始后，他被从北京医院的病房里揪回西安批斗，仍对身边的同志说：“乌云总会过去的，他们折腾不了几年。”并教育全家：“永远跟着党走，坚持革命到底!”1967年7月1日，含愤辞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