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重吉，石鼓乡卿园村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16岁随父出洋，侨居马来亚，从事工商业活动。由于他经营有方，先后在吧双、吉隆坡独资创办橡胶制造、榨油、酿酒、锯木、糖果、饼干等工厂，并经营橡胶园、农场、茶山等企业。他对公益事业热心支持，积极赞助，曾担任马来亚中华总商会和筹赈会要职，以及吉隆坡尊孔中学和文良港中学董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星马广大华侨惨遭杀害，重吉义愤填膺，暗中资助当地游击队进行反侵略斗争，后来还掩护盟军四名美籍空降人员转移。事为日寇侦悉，幸而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吉一家，始得安然。亲友纷纷向他祝贺，他说：“我是中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了支持公理正义，为了反侵略战争，明知这样做有身家性命危险，我虽死不辞。”
重吉认为华侨命运的好坏，与祖国兴衰存亡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当抗日战争刚刚胜利之时，即决定将部分财产调回国内投资。亲友闻知后，曾予劝诫，重吉毅然回答：“我身为炎黄子孙，报效祖国，是我义不容辞的一份责任！”
民国35年(1946)秋，重吉派其堂弟黄重生到香港、广东、海南、台湾、厦门等地调查考察，选定厦门为投资地点。他先在香港设立黄重吉贸易公司，作为与祖国沟通信息和转移投资的桥梁；同时向厦门国民党政府敌伪物资处理部门，购买日本人经营的平安油厂、南兴酒厂作为基地，计划逐步扩大，兴办10家工厂。这一年冬天，重吉自马来亚返国，先到南京、上海参观工商企业，又到龙岩等地考察矿藏，并在厦门买下光化电池厂。至此，他原先打算把各厂厂址联成一片，形成一个工业区的计划已初步形成。
民国36年春，重吉把在马来亚购进的橡胶制造、榨油、糖果、饼干、酿酒、机器修配等设备，以及卷烟机、印刷机和两部载重汽车，分两批运抵厦门。重吉本人和20多名技术工人，也随船同来，准备立即安装生产。当机器设备运抵码头时，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即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加以限制。汽车被海关扣留；厦门机器工会头目则威胁说，工厂工人须由该会介绍雇用，机器设备也应由该会搬运安装，否则，发生问题后果自负。由于遭到种种刁难，机器设备只得堆放在码头上，任凭风吹雨打。后经多方交涉，拖了三个多月才获解决。同年秋，电池厂、酱油厂、酒厂先后投产；橡胶、榨油、糖果饼干、机器修配、卷烟、印刷等厂也安装就绪，准备试产，但原材料和燃料又发生困难。当时，各厂所需原材料及燃料大多须用外汇进口，而外汇由国民党政府输出入管理处统制，该管理处批给重吉各厂的外汇尚不足电池厂进料，其他各厂，更是无法开工。重吉虽多次向南京政府申请，要求自备外汇进口，也未能获准。因此，工厂只好一个接一个地遣散工人，暂停生产。至解放前夕，只有电池厂半产半停，仅能维持部分工人的生活。
厦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立即派工作人员下厂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各种困难问题，发还以前被国民党海关扣留的两部载重汽车，准许以外币、银元向香港进口原材料，并协助用橡胶厂的动力机组发电，供应市区照明。1952年，又组织该市四家机器厂联合，成立重吉机器厂，扩大生产能力，推派黄重生担任经理。
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重吉厂所属的橡胶、机器、饼干、电池等厂及部分机器设备，分别加入厦门罐头厂、纸板厂、化工厂，实行公私合营。
重吉在厦门所属各厂公私合营后，历年所得股息，在其家乡创办文明中学。从1961年起至1965年，先后拨付建筑教学楼、宿舍及历年经费计人民币7万余元。
重吉于1966年3月，病逝于马来西亚吉隆坡，享年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