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民(1913～1983)
黄新民，清流县北团里灵地乡人，民国2年(1913)生。195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中国国土经济研究会、中国化学会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解放军防化研究所副所长、防化研究院技术部副部长、国务院科技干部局领导小组成员兼引进人才办公室负责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环境科学》委员会主编和三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新民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乡村一位颇有名望的秀才。新民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汀第七中学。由于带头反对校长-公款，被开除学籍。后考取上海清心中学，获得全校唯一的学宿膳费全免的奖学金。19岁时，考取清华大学，分别取得化学系和数学系两门奖学金。并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等-，参加党指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时，新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出于对抗战的热情，他在国民党某化学兵队教化学课。但目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不久即愤然离去。后几经辗转来到昆明西南联大任讲师。为生活所迫，还先后兼任中学教师、家庭教师、化学品公司工程师和医院、药厂药剂师。他忧国情切，多方探求民族的出路，参加了吴晗、闻一多等学者名流的民盟活动，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从而领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他决心出国留学，民国33年，考取英国剑桥大学，取得英国文化协会奖学金和美国“庚子赔款”奖学金。在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陶得勋爵和曼博士两位导师的关怀指导下，第三年获博士学位，第四年担任博士研究员，在有机化学、药物化学方面取得科研成果。
民国37年，他代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国际讲坛，他热情歌颂解放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愤怒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不久，又以国际学联代表的身份，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1949年7月，根据党的指示和安排，他组织30余名留欧学生返回祖国。
解放初，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人才，组织决定他任教育部留学生处领导职务，从事号召、组织留学生和在国外的高级知识分子回国的工作。他以个人名义或经他推荐的著名人士，向欧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工作者发出两千多封邀请信，欢迎他们回国参加建设。在两年多的工作中，共接待安排近两千名回国留学生和科研工作者。在一次宴会上，周总理了解到他是留英博士，能愉快服从党和国家需要，积极进行留学生工作时，亲切地对他说：“牺牲一个博士的专业，换回千百个专家，不是很合算吗？”周总理的亲切鼓励，使新民备受教育和鼓舞。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侵朝美军在朝鲜公然使用化学武器。当时，前线急需防护器材，而我军的防护科研还是空白。1952年8月，他毅然离开国家机关，放弃领导职务，辞去三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从地方到军队，来到防化学校，就任职务、待遇都比地方低的训练部化学系主任，主持防护研究室工作。他一家6口住在实验室，带领全室人员奋力苦战，用不长的时间，研制出我军早期型号的一批侦毒器等防毒器材。
为开创军事科研防护事业，他把人才培养、智力投资作为重点来抓，常说：“科学技术的进步，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在于人才的培养”。他从主持防护研究室到建立防化研究院，一直担任科研管理的领导工作，从计划、组织、设置专业到实验、翻译国外专业书籍，都是亲自操持，并发起和率领10余名新手到东北等地参观与防护专业性质接近的厂矿企业、科研单位，把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整理汇编成册。1957年，又积极争取选派一批科技人员出国留学。之后，在4个城市的6所大学一度开设专业班，直接为我军培养防护科技干部。从1952年到60年代初，他先后开办几个专业学习班和外语集训队，既是组织者，又是一部分课程的讲课人。他着眼于现代化战争需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设置防毒等若干专业，之后，又增设核防护专业。他主持设置的专业，既符合防护科研规律，也符合实战需要。
1956年，他参加主持制定的我军防护科研规划，列入周总理倡议制定的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由他出面与科学院的有关研究所及高教部门的有关大学、地方的有关科研单位建立起协作关系，形成全国防护科研大协作的局面。
“文革”中，他曾一度受破孩，但没有消极悲观。1972年，从“五七”劳动学校归来，和老上级一见面就谈及恢复和发展防护科研问题。不久，又给总部-写信陈述自己对防护科研的意见。恢复工作后，他发现防护科技人员中，对外军可能使用哪些化学武器的看法不统一，就建议上级机关出面牵头，举行一次学术座谈会，明确外军毒剂的种类及其发展方向，为我军防护科研的任务和重点提供切实依据。
1979年，新民被借调到国家科委，参加国务院引进人才办公室工作，继而参加中国环境科学院筹建工作，被任命为副院长。不久，他去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看到与防护科研有关的录音磁带，使用发给自己的有限外币把它买来送给防化研究院。为充实防护科研力量，还协助该院调进专业对口的研究生。
调到环境科学研究院后，他主持全院的业务、行政工作，每天工作到深夜。但癌症迫使他住进医院。他住院期间仍然批阅文件、解答问题、指示正作，并为军事防护科研事业提出有步骤发展的建议。在生命弥留之际，他郑重
嘱咐家属把遗体献给医学科研单位。
新民勇于探求科学知识，乐于服从党的安排，忠于军事防护科研事业，为党的科研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