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应举(1557～1639年)，字崇相，号见龙，连江县琯头镇塘头村人。应举生逢乱世，历经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面对明王朝日趋衰落，虽未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但在其从政期间，尽职尽责，克己奉公，不畏权贵，忧国忧民之心，历历可见。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应举中进士，授广州府学教授。税监李凤欲强占学宫闲地，遭到应举的严词拒绝。应举以小小九品教授，居然敢与权倾朝野的宦官争锋，其勇气实属可嘉。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已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董应举，见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不听臣下忠告，放纵奸佞之辈鱼肉乡里的种种事实，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敢于冒死直谏。是年冬，应举在陕西主持粮仓行政管理工作期间，尽心尽职，利用仓库节余经费，对所辖仓廒进行整修，确保粮储不受损失。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应举从吏部考功司主事提升为本司副郎，一个月后又入铨选司，可谓平步青云。但应举并不以此为幸，照旧上疏皇帝，条陈当时吏部存在的九大弊端，强调要保持官员任职的相对稳定性，简化铨选手续，以防营私舞弊。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满族在东北兴起，创立了八旗制度，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势力的扩大，开始把矛头指向明朝。朝臣或讳而不言，或言而不尽，个别权臣仗恃皇帝的宠幸胡作非为，更有不肖之徒，挟私怨，退忠良之士。应举力劝万历皇帝“勤修朝政，以消祸变。”可是万历皇帝根本不予理睬，应举悲愤交加，遂辞官告归故里，利用休闲，率子鸣玮共同开辟琯头百洞山，披荆斩棘，铺径结庐，拓展景区，并将青芝寺从八仙岩迁建现址，使景区初具规模。
天启元年(1621年)，应举召为太常寺少卿，兼督四夷馆(外事机构)。次年春，清军围攻广宁，广宁危急，京城一片混乱，人心惶惶。为扭转局面，应举力请皇上申明法纪，对擅离职守者，一律处斩，以树主威。还上奏：“兵耗民离，领土日削，乃由不执行国法所造成。”帝览奏，认为应举知兵，遂令专任教射演武。广宁陷落后，应举又建议破格提拔有勇谋者为将，戍守芦台、丰台，以保天津粮道，加强京师防卫，以绝内患。并加强京师门户——通州的防卫力量。
天启二年(1622年)，应举又上屯田议，认为欲保神京，须在各关隘设险营屯，安置流民。于是被擢为太仆寺卿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管理直隶、天津至山海关等处屯田和安插辽宁流民事务。应举认真负责，计安置辽宁流民1.3万户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间，只动用公款6000两买得民田12万亩，连同闲田共计18万亩，招募耕者，供应农具、种子、农舍、交通工具等，仅费公款2.6万两，当年就收获粮食5.5万余石。终于得到皇帝的嘉许。天启二年至四年(1622～1624年)，应举在顺天、永平、河间、保定、天津等处办理屯田，成绩显著，因而被擢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天启五年(1625年)，应举改任工部右侍郎，专领钱务，在荆州设铸币局铸造铜钱。经过应举的大力整顿，荆州铸造日渐兴盛。是年，加封户部侍郎，到扬州整理盐务。为杜绝盐务大臣营私舞弊，奸商囤积居奇，从中渔利，应举四次会见巡盐御史陆世科，申以利害。由于应举的诸多措施侵犯了部分商人和官吏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当时，恶监魏忠贤已揽大权，忌应举的才能，视为“东林党”。被魏忠贤、徐扬先“弹劾”加害，卸职返乡。崇祯初复官，应举以老辞不复出。
应举生平好学，能诗文，且知兵机，著有《崇相集》4部传世。晚年居乡仍关心国计民生，在乡建筑附城堡垒，兴修水利，置社仓义田，救济贫穷，兴建学舍。曾居武夷山八曲之涵翠洞讲学，培养后秀。崇祯十二年(1639年)病终，享年82岁，谥忠介，葬福州郊区东岐沙帽坛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