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超五(1883～1967)，字立夫，邵武故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秀才。光绪三十一年入基督教创办的邵武汉美书院就学，继转学福州格致书院。宣统二年(1910)毕业后，回到邵武担任旧制中学堂英语、数学教员。他经常向社会人士宣传清朝政治腐败，要推翻帝制的道理。民国元年(1912)，丁超五先后当选为省议会议员和国会众议院议员。
丁超五进入国会后，参加孙中山
领导的同盟会，积极投身民主革命的政治活动，反对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民国2年丁在上海公开发表演说，表示要“誓死一致以建设共和新事业”，在国会中为宋教仁被刺案提出质询。同年10月，袁世凯操纵国会投票选举大总统，当时不顾威胁利诱毅然选举孙中山
的议员仅有13人，而丁超五就是其中之一。不久袁世凯倒行逆施，解散国会，把丁超五视为乱党分子，着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但他在回邵武任教期间，仍然与各省同志联络，并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他作为众议员，仍按照孙中山指示，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斗争。
民国6年7月，丁超五追随孙中山赴粤护法，任大元帅府参议。民国10年，孙中山任命他为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福建省主盟人。民国12年，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每张选票标价五千大洋(银元)，丁超五严正拒绝，表现丁革命党人的凛然正气。民国13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丁超五被孙中山指派为福建代表。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的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一届四中全会”，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林森曾以乡谊拉拢丁超五参加-派的活动，丁不为所动。民国15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丁超五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参事，参与北伐的准备工作，并从广州秘密到厦门进行活动。随着国民革命军攻克福州，他到福州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主任兼福建省临时政治委员会委员。
民国16年，丁超五到武汉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他拥护“三大政策”，反对0。时值革命转折关头，“宁、汉”酝酿合流，福州的国民党右派也贴出“打倒丁超五”的标语，在右派势力的冲击下，丁超五动摇了。他决定到上海观察形势，途中肘部中了流弹，在上海养伤期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丁超五在国民党内-势力的拉拢下终于依附了他们，国民党政府委任他为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民国17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推举丁超五为中央临时特种刑事法庭庭长。他在任职期间，没有判处过一个上诉者的死刑，对蒋介石采取的“以杀戮是尚”-政策持消极态度，受到福建上游二十四县党务促进委员会在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联名信的指控。自此，国民党中央再也没有委派他什么重要职务。于是他以挂名的福建省政府委员和福建省党务指导常务委员身份，借养病在上海休闲3年。
在上海期间，丁超五秘密与谭平山、邓演达接触，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民国19年夏，丁应邓演达之聘，出任华
东大学校长。国民党当局闻讯以该校“主要教职员多系不纯分子希图-青年”为由勒令停办。并电召丁超五回南京，说有要事借重他。民国20年春，派丁赴四川“视察”党务，回京后，又以侨务视察专员身份，前往南洋视察侨务。适逢“九·一八”事变，他在菲律宾发表演说，号召抵抗日本侵略，当场得到捐款。同时他密电国民党中央，迅谋国内团结，联络苏联共同抗日。丁超五回国后，继续致力联苏抗日活动，他与许翼公、吴山等组织中韩民众大同盟，开展国民外交，派曹励恒去苏联，还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参加宋庆
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联名提案，要求同苏联复交；又与孙科、李烈钧、冯玉祥等共同提案，建议中国参加“法苏协定”。
抗日战争期间，丁超五是徒具虚名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闲居昆明时，他研究《易经》，著《易理新诠》一书于民国3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来又回到家乡邵武创办赈济十四工厂(手工造纸厂)。在这期间，丁超五参加国民党中央会议，去过3次重庆，经他儿子丁日初(“-”成员，中共地下党员)联系陪同，先后会见过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拜访了谭平山、柳亚子、朱蕴山等著名民主人士，并正式参加了-同志联合会。丁超五看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和腐败，了解共产党实现联合政府和民主政治的主张，从此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一边。
抗战胜利后，丁超五当选福建省参议会议长。他利用参议会进行反对内战的合法斗争，通过反对在福建征兵征粮的决议，呼吁“恢复和平，实行民主，以慰群情。而纾民困”；他还接纳进步青年刘朝缙、林鉴修为省参议会秘书；他与在香港的李济深保持密切联系；在蒋介石宣布引退时，他向《星闽日报》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要真正停止内战，蒋介石应当下野；此外，他还接受并完成共产党交给他的掩护党的地下斗争的任务。福州临解放时，丁超五与刘通、萨镇冰、何公敢等联名发表文告，表示拥护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丁超五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撤销之后，他一直担任福建省副省长。1952年后，丁超五因病长期居住上海，还兼任过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和民革上海市委主任委员。
“文革”开始不久，丁超五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于1967年12月5日病逝。
1979年3月，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为丁超五举行追悼会，对丁超五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丁超五为人谨慎稳健，政治上坚持民主爱国，为官数十年廉洁自守。卸建设厅长职时，将数万元结余经费悉数移交下任；视察四川，沿途不受馈赠；视察南洋侨务，将华侨捐款甚至剩余路费悉数上缴；办赈济工厂，不-中饱等事，至今还被人称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