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辉，生卒年不详，字达卿，号荆碧，今辋川镇后坑村人。
陈玉辉出身贫苦之家，“少长闾阎，略知民间疾苦”，能“留心民瘼”。他有一首《蔬粥》诗写道：“隙地多种蔬，荒年常啜粥。稚子莫嗟贫，西邻久枵腹。”玉辉少时“最喜班马庄列诸书，所为发之篇章，荒唐莽荡，几于泛驾”。受到父亲的批评指点后，才潜修义理之学。
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进士。初授江西吉水县令。出仕伊始，父亲就谆谆训诫他“惟清、惟慎、惟勤、惟恺悌”，并两次到江西探视，“问治状如何”。这种良好的家训使他能体恤民情，为官“娴雅经济，轸恤民瘼”。在吉水任上，江西连年水旱饥荒。他上《预申救荒议》，力陈“救荒之策，修之于未然”。他针对以往各地救赈中“党保里役乘是为奸”的弊端，提出除弊锄奸确保给赈的具体办法。其间，陈玉辉尊礼直臣邹忠介为师，与罗匡湖等研讨实践道学。他不空谈义理，所为之文，都是“道寓于文章而不绝于事业”。他兴办文教，创立四乡书院。当地积习健讼，父子弟兄每见于公堂，士风隳坏，与民争讼尤甚。陈玉辉晓之以情，断之以法，不徇私情。一些“跋户”包揽田赋，逋逃田税，贿结胥吏以为倚援。前任“噤然莫敢问”。陈玉辉到任后，不畏横暴，全面清查，抑奸除弊，依法处治，豪右敛手，“彬彬皆归于正，无复有非礼干谒有司之门者”。
明神宗朱翊钧是一个昏庸荒淫的皇帝。他耽于酒色，深居大内，不理朝政，“政多废格，大小臣工累岁不得一瞻天颜”，朝政由宦官冯保包揽。陈玉辉任南京湖广道御史时，眼见朝政废弛，局势艰危，上《几务丛脞时事多艰疏》。疏文以前朝列祖奋发图强为鉴，直言不讳地指出：“(皇帝)耳目不无壅蔽，宵人荧惑，朝常多废，南倭北虏，连岁内讧，海内浸以虚耗……灾变频仍，南北并荒，财殚民穷，兵疲食尽，浸浸有冰销瓦解之渐”，“国家之元气日益壅淤，岂为清平世界”。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陈玉辉巡视南京屯田马政。屯田马政是明朝养兵于农的两项重要制度。明初养兵百万，军粮全靠屯田。这种制度到万历年间，因王公、太监和将官不断侵吞屯田，役使军丁而遭受严重破坏。成化以后，军粮要仰给于国库。陈玉辉到任后，上疏指斥兵部“不徇才望”，屯官所用非人，弹劾武选司郎马烨破坏原来制度，三个卫所的指挥侵吞军粮，“下剥军脂，上误国课”，力请整饬屯政。因此事关系重大，引起朝廷重视，疏文朝上夕批。于是，陈玉辉雷厉风行地整饬屯政。南京、江北、池河三卫武弁凭依土著之威、鱼肉军士子弟，侵占屯田。陈玉辉坚决清查，追出游击、指挥和千百户等162员侵田27000余亩。对“积恶最稔，占田最多”的游击韦昭及其二子，一再提解，追出占田2000余亩，依律问罪。虽然“诸弁多方营免”，但他毫不留情地表示：“臣誓不清此田，不渡此江!”他还委托附近有司代管屯政，以补池河三卫距京卫遥远、鞭长莫及之不足；对占种者除彻底追查、绳之以法外，并尽调往别卫，使其无由继续作恶；及时处理揭发控告，使无含冤负屈离乡弃田者。特别是军屯，负有耕战双重职责。屯卒因不堪盘剥而大量逃亡，留下的也懒于耕种，疏于操练，军纪松懈。他给“逃亡过半”的京卫补充五万兵员，并提出征缴屯粮，严格军纪，实行奖惩，依期操练等措施。当时长江沿岸低洼屯田，被宦官盗卖，堤岸长期失修，生产遭受严重损失。陈玉辉“率四十二卫屯兵筑数丈，一月竣工，年输粮数十万(石)”。他关心屯军疾苦，“贫军遭水旱流离者，请停征，旨下如疏，屯卒欢呼”。
巡视屯政本是个美差肥缺，陈玉辉在《京邸费用序》中说到：“留都素称屯十万，或曰今又广十万。士大夫一履其任，卷握之物，可富十世”。某缙绅巡屯三年，“膏田华厦几遍邑中”，“窖藏金三万有奇”。陈玉辉巡屯南京时，洁身自爱，刚正廉洁，“风裁严峻，书牍不入”。他离任挈家渡江时，曾再拜昭告江神：“臣今日行矣。屯中如持一文钱，东渡扬子江，江覆之；西渡鄱阳湖，湖覆之”。他“秩满按上江，去之日，行资不办，同官醵金助之”。玉辉为官清正刚廉，厘剔奸弊，风裁严峻，卓有政声，时称“铁面御史”。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起，陈玉辉丁父忧居家八年。其间倭寇侵扰福建沿海，县城告警。他出谋划策，使有钱人出钱募民守城。邑人惠之，立碑颂德。殁后，祀乡贤祠。在南京因有巡屯德政，祀他于郑一拂祠。
陈玉辉有著作多种留世：《四书说》、《存耕录》、《御倭稿》、《备边稿》、《六曹经制》、《留台奏议》、《积庆家乘》、《屯田奏疏》2卷、《文江政纪》2卷和《适适斋鉴须集》12卷(列入《四库总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