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坚老师生于1927年，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任助教，教授中国法制史直至退休，五十年来，一直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科研工作，从未离开过教学岗位，也从未离开过北0学院。蒲老师自己也骄傲的对我们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马寅初校长发给我的聘书”，“五十年来，我生活在北大，成长在北大，是地道的北0律人。”
蒲老师虽然已进古稀之年，但谈及北0学院时依旧精神矍铄、神采飞扬，对我们这样的年轻后辈，更是充满了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与关怀，让我们倍感亲切。
一说起北0学院的历史，蒲老师不禁回忆起了他刚刚踏进北大校园的时候。1954年他进入北0律系任教的时候正是北大恢复重建法律系的时候，距今正好半个世纪。据学者考证北京大学法学院从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京师大学堂开设法律学门算起，到今年整整一百年，但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的法学院被撤销，1954年北京大学又重建法律系，所以蒲坚老师也是北0律系重建的第一批教员——重建元勋之一。
谈起法律系刚刚重建初期，尤其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情况，蒲老师真是如数家珍，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据蒲老师回忆，那时教师不多，全系大约有40几位教职工。在教学行政体制上，学习苏联，学校下设各系，系下分设各教研室，每一门课成为一个教学小组。当时法制史和法理学在一个教研室，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开设四门课，即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和国家与法的通史（外国法制史）。后来取消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开设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外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开的较晚，大约是1960年。以后历史与法理分为两个教研室，法制史教研室有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政治法律思想史。
蒲老师感慨的说：“法律系重建初期，在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上，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学科名称都是学苏联的。”当时课程内容包括国家与法律两部分，因为-律离不开国家，国家是法律实施的保障，他们写讲稿和讲义都是按照这个体系。那时讲义每次上课都要发给学生，最早是手工刻的蜡板油印，后来是打字的蜡板油印。当时连本教材都没有，最初的讲义是大纲式的，以后每年修改，增加新内容，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补充新资料，到60年代已形成几十万字的大部头油印教材。1977年恢复高考后，才正式使用“中国法制史”这个名称。198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法制史简编》就是在原有油印教材的基础上修订的，这是我们中国法制史教学组共同劳动的成果，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当时法学院最大的发展困难不在于这些教学的硬件设施上，更严重的问题是人才的缺乏和知识的断档，这一点从蒲老师任教初期边教学边自学的经历中就可见一斑。蒲老师坦言，初到北大，领导让他搞中国法制史，他虽然很喜欢历史，但读大学时学校没开这门课，他感到很茫然。为了弥补自己知识上的缺陷，他就到图书馆查找借阅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教材，他还记得自己从十多种版本中挑选了两本自认为最满意的，一本是陈顾远先生的《中国法制史》，一本是杨鸿烈先生的《中国法律发达史》。他当时做助教，主要任务是给主讲教师写讲稿、查找资料、编写讲义，还要辅导学生，参加指导高年级的毕业论文。讲稿和讲义都要按时完成，他把这些工作大都放在晚上做，腾出白天的时间到文科各系旁听与中国法制史相关的课程，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当然也十分辛苦。但想到在北大这个名师荟萃的地方，能够亲耳聆听许多著名教授学者的课程，蒲老师觉得受益匪浅，为其后来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蒲老师谦虚的说自己智商不高，但学习很刻苦，每天夜12点以后才睡觉。假期时间更是全部用在到校外图书馆查阅资料上，经常骑自行车到北京图书馆，带上两个馒头和一点咸菜，拿个小水壶，一去就是一天。回想起来，在如饥似渴的探求知识的精神的驱动下，他说其中自有甘苦，若能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别提多高兴了”。这种废寝忘食的精神的确是今天我们这些年轻人最应该学习的，也正是由于有像蒲老师这样的学者默默无闻的敬业工作与无私奉献才使北0律系度过一个个难关，逐步发展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