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清末朝邑县（今大荔县）人。他形容猥琐，气貌不扬，脸象枣核，眼一大一小，身材不满五尺。考中举人后，去参加知县选拔。主选官见相，厉声呵斥：“出去！”道光二十五年（1845），他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户部主事。咸丰十一年（1861），经代理湖北巡抚胡林翼和继任巡抚严树森推荐，朝廷委任他为湖北按察使。
一天，湖广总督官文的一名副将，率领几名亲兵，闯入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强抢民女。女哭骂不从，竟被他们乱刀砍死。其父母进城告状，县府官员都不敢过问。阎敬铭得知，勃然大怒，要出面问案。那副将赶紧逃进总督府中，被官文藏起来。阎敬铭进府要凶犯，官文推说自己病重，拒不接见。阎敬铭即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他真的在这里住下来，一住就是三天，官文被困在府中，实在无拒客的办法，只得派人请湖北巡抚严树森和武昌知府李昌寿（复校者注：李昌寿，《春冰室野乘》作李宗寿，《十叶野闻》作李宗焘，疑有误。）来劝阎归去。严、李百般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惩凶手，绝不回府。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息事。阎敬铭愤恨不已，岸然仰视。严树森求他给官文一个面子，他提出条件：立即交出凶犯，当众剥夺官职，押回原籍，不许逗留片时。官文只得接受条件，交出凶犯。阎敬铭立呼衙役，将其颠翻捆拿，剥去衣服，当众重杖四十，发遣边疆。（复校者注：“发遣边疆”应为“递解原籍”之误。）
同治元年（1862）后，阎敬铭先后任署理山东盐运使、署理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等职，曾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宋景诗起义军。
光绪三年（1877），山西省大饥，朝廷派阎敬铭去视察赈务。他一路敝车荆服，行李萧然。到任后，穿一身粗糙的“褡裢布”做的官服，并让下属也都穿这样的粗布，有敢穿绸缎者，罚捐饷济灾。五年（1879）三月，吉州知州段鼎耀扣留救灾银，阎敬铭奏请朝廷，查拿治罪。随后，阎敬铭又上奏：“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各省差役苦累，请敕分别查办裁减。”奉使大臣恩承、董华过境搔扰地方，加重百姓负担，他上奏光绪皇帝，追究了恩承等人罪责。
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再次奉诏入京，升为户部尚书。上任第一天，就亲自看账，并叫来档房司官问账，发现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部库的存银几何、出纳情况、盈亏怎样，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道：“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银库、缎匹库、颜料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光绪皇帝准奏。
阎敬铭查了账目，再查三库。其中绸缎、颜料两库，是全国贡品等实物收藏处，堆积如山，毫无章法，颜料、绸缎、纸张等混在一起，月积年累，大都霉烂，无法使用，鼠咬虫蛀，毒蛇成群。进出账目，是两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银库的问题更大，司官、差役，无不-偷盗；掌出纳的掌库、书办，以大秤进、小秤出，天平砝码异常不等，弊端累累。阎敬铭亲自入库清点，清查了二百余年的库藏和出纳账目，震动朝廷内外。他当即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参奏了号称“四大金刚”原在户部任职的姚觐元（已调任广东布政使）、董儁汉（已调任湖北荆宜施道道员）、杨洪
典和旗人启某，使其“革职回籍”。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揭开了许多黑幕，最突出的是揭出了云南省的军费报销案。他查明，在自己入京职掌户部的半年前，云南省当政曾派粮道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额公款，进京活动，要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报销，中饱私囊。他们先找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通过此人找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
韶、景廉行贿关说，以八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阎敬铭大刀阔斧地整顿，使言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敢言了。御史洪良品等，接连上奏，要求对王文
韶、景廉即行罢斥，听候查办。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劾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王文韶和景廉。清廷在阎敬铭等人敦促下，加紧审理此案。军机大臣景廉被降级，王文韶被逐出军机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赃，徒三年；太常寺卿周瑞清革职赔赃，流三千里；永昌知府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都被革职流放。其他与此案有牵连的官员，如工部侍郎翁同龢（光绪皇帝师傅）等，都分别受到降级罚薪等处分。这一案件的审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光绪十年（1884），阎敬铭任军机大臣、各国事务衙门总理。接着，又以户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次年，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授东阁大学士。十二年（1886），他查明八旗浮支库银，奏定章程十条，予以节制。同年，任会典馆总裁。当时朝廷拟令直隶、江苏各省添购机器，制造制钱。阎敬铭奏言，“恐滋市疑虑”。慈禧太后大怒，将他“革职留任”。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筹银两百八十万两，修建颐和园。阎敬铭反对无效，上疏请求回籍，得到允许，遂返回朝邑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