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仙甫，字玉堂，1888年4月23日生于河南省浚县屯子乡裴庄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兄妹六人，排行第三。父亲常宣贵为人正直，崇尚岳飞、文天祥，曾任晚清国子监。常宣贵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对常仙甫说：“‘文官不贪钱，武将不怕死，何患天下不太平’，堂堂须眉男儿，就要以天下为己任。无论为官为民，都应以爱国、真诚，扶危济贫为宗旨。”
受父辈的熏陶，少年时代的常仙甫就正直善良，同情穷苦人。成年以后，他积极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想，提倡民主与科学，为人豪爽，憎恨-，乐善好施，在浚县口碑甚佳。
1927年，豫北大旱，秋麦近乎绝收。灾民哭天喊地，四处逃荒要饭。为了救济灾民，常仙甫拿出了自己几乎全部存粮，卖了30亩土地。
国民党浚县县政府不仅不积极筹款筹粮救济灾民，还巧立名目，强摊硬派苛捐杂税，每亩地加收两块银元。
常仙甫义愤填膺，决定亲赴国民党浚县县政府讨个说法。
国民党浚县县长陈国栋
，自恃省政府有人撑腰，为人傲慢，处事专横跋扈，听说常仙甫来访，本欲不见，又碍于他在浚县各界的声望，勉强把常仙甫让到了县政府议事厅。不料话不投机，气急败坏的陈国栋
竟把常仙甫抓了起来。
常仙甫为民请命被陈国栋拘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县顿时哗然，第二天就汇集了数千群众，把国民党浚县县政府团团围住，强烈要求陈国栋放人，减免捐税。县里的一些知名士绅也纷纷到县政府说情。
陈国栋本打算借机严办常仙甫，见引起了公愤，害怕把事情闹大，自己收不了场，只好停止收税，无罪释放常仙甫，又找了个替罪羊，把税务局长郜抵方撤职，以息民愤。
此后，县政府几次借口想抓常仙甫，都因群众掩护未能得逞。1931年春，浚县县政府又以“通共抗捐”之名，二次把常仙甫逮捕入狱。常仙甫仍由于民众的抗议、营救，得以出狱。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平津相继失守。日军沿平汉线长驱南下，1938年2月占领安阳、汤阴，威逼浚县。
1938年3月，浚县县长余芸澍借口赴省述职，携巨资南逃。代县长谢锡崇在县政府会议室召集城乡绅士、社会名流商讨对策。常仙甫也参加了会议，但他看出谢锡崇骨头也是软的，和他们议不出什么名堂，只能是浪费时间，贻误战机，不如尽快赶回家乡裴庄，早做应战准备。他朝众人拱了拱手，愤然而去。
常仙甫的家乡屯子乡裴庄位于浚县的最西北部，与汤阴县接壤，有3000多口人，多为常姓。村址地势较高，周围筑有一丈多高，三尺多厚的寨墙。寨墙上设射击孔，堆擂木、滚石。
安阳、汤阴至浚县惟一的公路从裴庄村东穿过。鬼子如从汤阴犯浚，裴庄及附近十余个村子是必经之地。常仙甫自幼生长于此，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
从县城返乡后，常仙甫联络附近十几个村的族长在自己家中开会，决定利用有利地形，奋起抗击日军。如果实在不行，再谋后退。
1938年3月15日，驻汤阴的日军沿汤浚公路南犯浚县。常仙甫得报，迅速召集青壮村民登上寨墙准备抗敌。
来犯的这股日军只有300多人，也未带重武器。带队指挥官山本少佐见裴庄寨墙高而坚固，地势易守难攻，没敢冒然攻打。他命令日军从漫地里绕过裴庄，转袭裴庄后边的石桥村。
常仙甫见鬼子进攻石桥，不由吃了一惊。他十分清楚，石桥村只有600余口人，青壮年全组织起来，也就百余人，寨墙不高，很难抵御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军。他立即挑选了400多名强悍青壮年，两名号手，带着仅有的20支步枪，其余持土枪、梭标、大刀紧急增援石桥。
为了减少伤亡，出其不意地打击鬼子，常仙甫带队沿着村后一条干涸的河沟，利用未散的雾气，隐蔽接近日军。一阵排枪之后，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常仙甫手持大刀，率领村民从日军身后发起了突然攻击。
这天雾气较重，日军的注意力又全放在了石桥方向，被身后的一阵排枪给打瞢了，还没等清醒过来，常仙甫已率队杀到眼前，双方的火力都无法发挥，展开白刃格斗。
浚县是武术之乡，村民们从小就练习武术，手持的大都是利于白刃战的大刀、梭镖，日军吃了大亏，半小时的功夫就倒下去20多人。石桥的族长见常仙甫率队来援，也领村民从村里冲出来。日军腹背受敌，形势十分不利。山本少佐见势不好，急忙集中兵力，冲开一个口子，向西退去。
常仙甫怕距离拉开后，遭日军火力的杀伤，也不追击，指挥村民退回各自的村子。
常仙甫巧妙、突然而猛烈的攻击，不仅解了石桥之围，还击毙日军30余人，击伤数十人，缴获了一批0弹药。
3月18日，遭到打击的日军，在木村大佐的率领下，卷土重来。将裴庄三面包围，准备血洗裴庄。
常仙甫率本村数百名青壮年，凭借寨墙，用步枪、土枪、石块、大刀、长矛英勇抗击。战斗从上午10时打响，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轮番冲击。鬼子的吼叫声，村民的喊杀声、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0声，震人心弦。硝烟黄尘，遮天蔽日，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常仙甫赤膊端着步枪来往指挥，日军虽然带了几门小炮，但裴庄寨墙用大方石砌的，十分坚固，两个大门也被常仙甫派人用方石堵上了。小口径的炮弹落上去，只能炸出碗口大的坑。激战至傍晚，日军未能攻入村内，反被村民击毙60多人，击伤100余人。
常仙甫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战场形势：敌强我弱，众寡悬殊。如再坚持下去，日军定会调重炮攻庄，那时就有全村覆没的危险。随即组织民众，趁晚上鬼子停止攻击的时机，利用地形地物和夜色的掩护，用绳索缒下寨墙，从村后河沟顺利撤出。
裴庄之战，给入侵浚县的日军以沉重打击。打响了中原人民抗日的第一枪。
常仙甫看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失败，认为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依靠深入敌后浴血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于是他积极寻找中共党组织。
1938年7月的一天，经共产党员、汤阴县长刘汉
生的介绍，常仙甫孤身进入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辗转十余日，终于找到了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
常仙甫向陈赓将军详细地介绍了裴庄战斗的过程及浚县抗日的形势，也向陈赓表示了对抗日前途的忧虑。陈赓指出：日本虽强，是小国，资源、兵源都有限，有其无法克服的致命弱点。中国虽弱；是大国，兵员充足，战略迂回余地大。另一方面，日军对华的侵略，严重地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日本与英、美的冲突必然爆发，对日的第二战场必然开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真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目前的抗战，绝不同于以前任何时候的反侵略战争。只要我们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就能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
大海之中，最终的胜利必定是中国人民的!
陈赓将军的一席话，坚定了常仙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抗日到底的决心。
随后，陈赓将军又安排常仙甫到八路军晋南陵川军政干部学校学习。陈赓亲自讲授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经过六个多月的系统学习，1939年2月，常仙甫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返回浚县。他随即组织成立了浚、滑、汤、淇四县民众自卫抗日筹备理事会，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活动中心屯子一带会众达数万人。
1939年3月，常仙甫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指挥先后击毙了伪浚县一区区长付嘉树、五区区长赵老恩等民族败类，重创伪军扈传录等部。
1939年9月，伪军阴谋袭击驻五陵、湾里的八路军六六八团。常仙甫通过内线了解到情报，及时派王印兰送信，六六八团得以及时转移。
天门会是豫北地区民间封建帮会武装组织。为了把其改造为抗日武装，常仙甫利用与会长杨贯一的特殊关系，出任副会长。先后介绍胡紫青，付凌云
、常淬灸等一批中共党员担任天门会的重要职务。促使天门会于1945年8月14日成功地举行了起义。
中共卫西工委的办公地址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与太行根据地秘密交通站都设在常仙甫家中。常仙甫在家里挖了地道，并以开办客店做掩护，迎送秘密过往的中共党政干部。
1943年5月6日，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经浚县赴延安。中共卫西工委要求常仙甫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确保邓小平夫妇顺利通过日军京汉路-线。
常仙甫把邓小平夫妇秘密安排在开明绅士姜延庆家中。他亲自布置岗哨，又调天门会两个大队，民众自卫抗日理事会500余会员，分驻在裴庄及裴庄周围几个村子里，严密-消息。无论什么人，在邓小平夫妇离开裴庄之前，只能进村，不能出村。
5月8日晚，利用黑色的夜幕，常仙甫率领天门会两个大队，护送邓小平夫妇通过-线。
裴庄离京汉路有20余公里。队伍一路急行，于午夜到达京汉路-线。日军沿-线每两公里设一炮楼，-很严。常仙甫命令部队严密监视炮楼里的鬼子，亲率30多人的精悍小队，利用两个炮楼的间隙，掩护邓小平夫妇跨过京汉路-线；又西进20余里，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派来的接应部队接上了头。顺利完成了掩护邓小平夫妇过路的任务。
由于常仙甫对抗日斗争的贡献，1943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任他为参议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常仙甫又积极地投入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46年5月20日早上，国民党浚县县长盛绍汉、还乡团头子-带领-1000余人包围了裴庄。
面对强敌，常仙甫从容不迫。他对要求抵抗的群众说：“敌众我寡，我们的部队马上又赶不到，盲目抵抗，只能招致更大的损失。敌人是冲我来的，你们立刻转移，我留下掩护。”
大家都不愿意走。常仙甫急了，强令人们离开。
家人、乡亲们走后，常仙甫回到堂屋，装了袋烟，平静地坐在太师椅上。
盛绍汉领人冲了进来。威逼常仙甫缴出八路军隐藏在裴庄的物资，说出中共游击武装的驻地。
常仙甫怒骂道：“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败类，别痴心妄想了，不要想从爷爷嘴里掏出任何东西，你们的末日快到了!”顺手抡起身边的手杖向盛绍汉打去。
在混乱中盛绍汉的手下开了枪，常仙甫身中三弹，壮烈牺牲。
常仙甫牺牲后，边区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95年8月21日，浚县人民政府批准，将烈士的故居定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穆延东任廷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