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新(1906年11月18日—1998年6月27日)，出生于福建福州。鸟类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郑作新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一个教师家庭，祖籍福建省长乐市。父亲郑森藩是中学教员，曾任过中学校长。郑作新5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他和妹妹由祖母养大。郑作新聪明好学，小学时一直是优秀生，连续跳级，所以中学毕业时才15岁，还不到大学入学年龄，经学校再三推荐，方才被允许参加考试。考试结果非常优秀，福建协和大学破例录取了他，成为该校年纪最小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由于他的聪明和勤奋，只用了3年半就完成了大学4年的课程。1926年夏，郑作新考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生物系。由亲友资助路费赴美。在密歇根大学的初期，学费及生活费靠半工半读解决，如在系里饲养研究用的动物，在校医院当杂工等。后来在该校兼做助教，又获研究院和中华教育科学奖学金，费用得到了解决。他于1927年获硕士学位，1930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学院还颁予SigmaXi金钥匙奖。这是美国大学研究院奖励学生的最高荣誉，时年郑作新年仅23岁。教授们称赞他是获得博士学位中最年轻的一个。他所撰写的长篇博士论文《林蛙生殖细胞发育史》，被推荐在较高水平的德国学术刊物ZeitschiftfurZellforschungundMikroskopischeAnatomie上发表。
在美求学期间，他主要研究动物发育学，这在当时是热门学科，很有发展前途。有一次他在一座博物馆里看到一只羽色艳丽、体态优美的大型鸟，他认出这是产自我国的金鸡，而却由瑞典人林奈(Linné)于1758年发现并用拉丁文命名。这极大地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因而立志要研究中国鸟类，开创祖国的鸟类学研究事业。毕业后他谢绝了美国有关单位的挽留和优厚待遇，毅然于1930年返回祖国。回国后，被母校福建协和大学聘为动物学教授兼系主任。
协和大学是一所由美英等国教会办的学校，当时教材都使用英文课本，教课采用英语，为适应教材内容，连实验的标本也都靠进口。郑作新认为要为祖国培养人才，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于是率先用中文编写了《大学动物学实验教程》(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出版了《脊椎动物分类学》和《普通生物学》(1938)。这些教材被广泛采用。由于他不断的努力，当时在我国还是一片空白的鸟类研究，终于开展起来了。1938年，郑作新创办了中文《协大生物学报》。他带着学生到野外观察、采集，并举办鸟类展览，使学生对鸟类发生兴趣。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闽北山城邵武。邵武地处武夷山脉，鸟类资源丰富，除留鸟外，还有候鸟述路停留。经几年的调查研究，于1941年他发表《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这是我国国内较早的鸟类学研究论文之一。
1945年3月，郑作新被美国国务院文化司聘为“客座教授”赴美讲学和访问。此时他查看了各有关单位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鸟类标本，特别是模式标本，还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鸟类的外文文献资料。他1946年回国，继续在协和大学任教，并对中国鸟类进行全面的考察整理。1947年由中国科学社发表了《中国鸟类名录》，这是我国学者首次自行研究撰编的全国性鸟类名录。这部名录列出中国鸟类1087种、912亚种，合计1999种和亚种。这不但超过从前外国人(NGGee等，1931)撰写中国鸟类共1031种和亚种的数目，而且还做了不少改错订正的工作。同年还在中国科学社主办的《科学》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鸟类地理分布的初步研究》，这是我国动物地理学研究的滥觞。自1930年回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20年间，郑作新主要是在大学任教，曾任福建协和大学系主任、教务长、理学院院长。后来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名词审订工作，并兼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作新由南京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工作。动物标本整理委员会后改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郑作新历任研究员、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校教授，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兼自然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动植物科学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动物学暨动物地理学主编。郑作新一直在该所从事鸟类学研究工作，直至1998年逝世。
郑作新认为首先要摸清我国鸟类的“家底”，应对我国的鸟类资源进行全面的科学调查。20世纪50年代初，对鸟类种类的益害进行调查，他带领一批年轻同志到河北省昌黎县林区调查农林益鸟及其生活史，从1952年至1955年，发现食虫鸟53个种和亚种，发表了《河北昌黎果区主要食虫鸟类的调查研究》的文章，引起国内重视，增强了大众保护益鸟的意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郑作新任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教授时，他就指导学生进行鸟类食性分析，研究其益害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初，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许多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灭雀之战，动物学界对是否消灭麻雀是有不同看法的。郑作新认为，麻雀是最常见、分布最广而且与人类经济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鸟，应对它进行充分研究。他和同事们去河北昌黎和北京近郊农业区采得848只麻雀标本，逐一剖验嗉囊和胃部，从中发现麻雀在冬天以草籽为食；春天喂雏期间，大量捕食虫子和虫卵，幼鸟的食物中，虫子占95%；秋收以后主要啄食农田剩谷和草籽，在收成季节对农区和贮粮所是有相当害处的。但在林区、漠地、城市，害处并不显著，相反在它繁殖季节还有一定益处。总之，对麻雀要依不同季节和地区，加以区别对待。1957年他写了《麻雀食物分析的初步报告》在《动物学报》上发表，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介绍麻雀的益和害。1959年国务院通过《农业发展纲要》时，把“四害”中的麻雀改为臭虫。人们说是郑作新使麻雀免遭灭顶之灾。
在20世纪50—80年代，郑作新经常参加或主持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国内各地鸟类的考察。1956—1957年，他率队前往云南参加中苏合作的亚热带生物资源考察；1957—1958年赴湖南考察；1960年去海南岛考察；1957—1960年参加南水北调的考察；1960—1980年主持组织青藏高原综合考察队的生物组工作；1974—1976年赴江南一带及东北地区进行以水禽为主的鸟类调查。几十年来，从南方郁郁葱葱的亚热带丛林，到北方茫茫无际的大草原，从喜马拉雅山麓到黄海之滨，到处都留下了他辛勤考察的足迹。野外考察十分艰苦，又有危险。如在云南的一次考察中，郑作新由于体力不支从马背上摔下来，伤及胸部。但为了繁荣祖国的科学事业，郑作新和他的助手克服各种困难，收集了成千上万个标本，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创建了我国规模最大的鸟类标本库(约有6万号标本)。几十年来，郑作新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各地，发现了一批新种、新亚种、新纪录，并纠正了过去一些鸟类分类中的错误，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在50年代末期(1955—1958)发表了《中国鸟类分布名录》。此书详列了当时所知的中国鸟类及其在国内的分布，是研究中国鸟类的必要工具书。出版后又根据历年考察的结果，在1978年修订出第二版。1963年由他主编出版的《中国经济鸟类志》，美国商业部把它译成英文本，并制成了缩影胶印本广泛发行。为了适应国际上的需要，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和联邦德国的PaulPareyScientificPublishers出版公司邀请郑作新用英文编写《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一书，并在1987年出版。书中列入到1982年为止的中国已知的所有鸟类，共有1186种和953亚种，分隶于389属、81科、21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现的24个新亚种，并附有分布图828幅和分布总表。《纲要》比《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又新增加20种、64亚种。《纲要》首次对我国一个纲的动物(鸟纲)进行分类、分布、繁殖、生态等做了全面而有系统的综合总结，提供了有关中国鸟类的完整资料，成为国际上鸟类学经典著作之一。这项研究为有益和有用鸟类的增殖和引种驯化，为资源动物学、动物地理区划和农业区划等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与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美国国家野生动物协会(NationalWildlifeFederation)评选郑作新为1988年度国际自然保护特殊成就奖的获得者，并推派会长JD海尔(Hair)博士来京参加于1989年5月26日隆重举行的颁奖仪式。海尔说授奖仪式在美国国外举行，在该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也是第一次颁发给一位中国的学者。
在鸟类亚种的分类工作上，郑作新也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关于鸟类分类的工作，世界各国鸟类学家已经做了二三百年，现今在北半球的范围内，鸟的新亚种已经很难发现了。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鸟类工作者就一共发现了24个新亚种，包括郑作新独自发现及和他的助手合作发现的16个。其中郑作新等所发现的“峨眉白鹇”最有轰动性。发现白鹇新亚种的论文于1964年在我国《动物学报》上发表后，又寄赠给原东德的著名鸟类学家E施特斯曼(Stresemann)教授，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赞许。美国芝加哥博物馆的F史密斯(Smith)于20世纪30年代曾在我国四川采得白鹇，但他并未发现这是个新亚种。他的后继者MA特雷勒(Traylor)60年代重新查看这个鸟类标本，才研究出这是一个新亚种，他为了尊重郑作新教授在中国鸟类学上的贡献，拟命名为“郑氏白鹇”(LophuraNycthemeraChengi)，并写成论文投登英国的一个著名鸟学专刊(BulletinofBritishOrnithologicalClub)。这个刊物的主编把这篇论文寄给施特斯曼教授审查，他确认这个新亚种已经由郑作新本人先发现了。特雷勒命名的“郑氏白鹇”只不过是郑作新教授发表的“峨眉白鹇”(LophuraNycthemeraOmeiensis)的同物异名，因而不予刊出。事后施特斯曼博士写信给郑作新说明了中国的这一领先发现。郑作新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随后，郑作新综合研究了白鹇的所有亚种，它们分布在东南亚各地，而多数的亚种是集中在云南南部，因而认为此处可能是白鹇的起源地。白鹇所有亚种的雄鸟都具有白色尾羽，这无疑是比较发达的特征。而峨眉白鹇亚种的雄鸟却具有黑色的外侧尾羽；另有两个亚种的雄鸟，其外侧尾羽亦杂有明显的黑斑，一个亚种在海南岛，另一个亚种在越南南缘。这三个亚种由于雄鸟的外侧尾羽尚未完全变白，因而认为是比较低等的亚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低等亚种却都在白鹇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区。以前一般认为存在低等类型亚种的地区是这一个种的起源地，郑作新依据白鹇的亚种分化与分布情况，认为比较低等类型的亚种并不在种的起源地，而是被排挤残存在这一个种分布范围的边缘。不但亚种如此，郑作新近来研究种的进化，发现在一个属中，高等类型的种也是在属的起源地，而低等类型的种却被排挤到边缘地区去。这从噪鹛及鸦雀等种的演化上都可提供证据。这是郑作新的独特见解。他认为这与达尔文进化论优胜劣汰的提法是相符的，是对生物进化论具有理论意义的补充论证。
郑作新通过对亚种分化的分析，还提出亲缘种在亚种分化上有平行趋向，因而对它们的亚种分化可能进行预测。在鸟类中的大陆亚种与附近岛屿上的亚种相较，后者翅膀常较前者为短，他认为以此可得知岛屿上的亚种是有定向分化的意义。
关于我国动物地理区划，郑作新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提出他独立的见解。全世界划分为6个动物地理界，在中国境内含古北界和东洋界。1876年英国学者AR华莱士把两个界的分界线定在南岭，即南岭以南为东洋界，南岭以北为古北界。郑作新根据鸟、兽中的特有种、优势种等的分布区系，提出以秦岭为分界的观点，即秦岭以南为东洋界，秦岭以北为古北界。他的这种划分不仅在鸟、兽区划中有充分的根据，而且与土壤、植被、气候等的区划相一致。他又把两个界进一步划分为7个一级区和19个二级区，在国际上属首创，为国内外学者所认同和使用。
郑作新是我国鸟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鸟类地理学的开拓者。他对中国鸟类学和动物地理学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曾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学奖三项(1978)，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979、1985)、特等奖(1986)，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一等奖(1989)，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9)；还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学荣誉奖(1981)，及美国国家动物协会的国际特殊科学成就奖(1988)。1989年获科学院颁发的科学荣誉章。1992年他把所得奖金捐献出来，成立鸟类科学青年奖基金。1993年获林业部颁发的“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终身荣誉奖”。1995年获“蔡冠深中国科学院院士荣誉基金会”奖。1996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
由于学术上的突出成就，1980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还被推选为日本、德国、英国鸟类学会通讯会员，美国鸟类学会荣誉会员，三次连任英国世界雉类协会副会长、会长、终身会长，国际鹤类基金会首届顾问，第22届国际鸟类学大会名誉主席。
郑作新是中国动物学会发起人之一(1934年)，历任秘书长、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他也是中国鸟类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80)，被推为第一任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兼任世界鹤类研究中心、中国动物园协会、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学术团体和组织的顾问。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