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钟健(1897年6月1日—1979年1月15日)，字克强。出生于陕西华县。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
杨钟健出身于教师家庭，父亲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杨钟健从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16年，他毕业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17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1923年于北京大学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1924年10月，杨钟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地质系，学习古脊椎动物学。1927年2月，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相继访问了瑞典、比利时、英国、法国等，结识了许多古生物学家，参观了许多博物馆。1928年2月，他经东欧取道苏联回国。1928年回国后，杨钟健被实业部地质调查所聘为技师，1929年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副主任。1940年秋，杨钟健随中央地质调查所由昆明移至重庆北碚，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1943年，他被聘为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1947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授予中国地质学会丁文江
奖。同年10月，被任命为西北大学校长。1949年12月，出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后来，这个研究室发展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他一直任所长。
杨钟健一生从事古脊椎动物学和中、新生代地层研究，成就卓著，生前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著作达674篇(部)。他的科学著作，以古生物学内容为主，涉及地层学、地史学、气象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他的许多工作是国内初创性的，具有启蒙和奠基性的意义。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国北部之啮齿类化石》，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揭开了中国学者自己研究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的历史新篇章，从而在中国创立了这一学科。1928年他负责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此间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1937年以后在云南禄丰领导发掘工作，获大批恐龙及原始哺乳类化石。1949年后与裴文中等筹建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为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古生物地层学是通过对古生物的研究来阐明地球科学和生物进化的某些有关问题的。杨钟健在他科学生涯的早期阶段，接触新生代地层的机会较多，因而他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对啮齿类、兔形类和偶蹄类等哺乳动物的研究以及对新生代地质的研究上。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有关我国北方啮齿类化石的研究。在我国古哺乳动物学中，他不仅记述了许多新种类，从而充实了有关动物群的内容、分布和进化历史，而且更有意义的是，他所研究的这些化石，基本上都是他自己和其他几位古生物学家在广泛深入的野外考察中采集的，既有可靠的产地和层位，又有详细的地质记录，因而使他有把握根据这些哺乳动物化石进行精确的地层划分和地区间的对比。
杨钟健在新生代地质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华北黄土的综合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时，杨钟健就根据啮齿类、兔形类及鹿类等哺乳动物化石带，对黄土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和对比。他把所谓黄土堆积分为红土、红色土和狭义的黄土三部分，并将红色土的时代明确为上新世末到更新世，还进一步细分为A带、B带和C带三个带，分别代表三个不同地史阶段的沉积，每一个带都有代表性的哺乳动物化石。这样，有关我国华北黄土及其动物群的研究，就此前进了一大步。此外，他还确立了上述各时期中国北方黄土地层的大致分布范围，探索了黄土和华北主要河流在地质发展中的特征变化，以及与古气候、地壳运动的关系，从而为华北黄土主要是风成的这一学说的确立提供了论据。他的这些开创性工作奠定了我国第四纪研究的基础，与之有关的重要见解和结论，迄今仍具有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杨钟健是世界知名的中生代地质学家和古爬行动物学家。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云南禄丰盆地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调查，并与同行们一起采集到大量爬行动物化石。他前后花费了近10年时间，对这批标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记述了20多个新属、种，发表了20余篇论文和三种专著。许氏禄丰龙是一种早期的原始恐龙，个体不大，但颇具进化意义。它是我国发现的第一具完整恐龙，不仅各大块骨骼均有保存，就连尾巴末端的小尾椎骨也完整，装起架来，栩栩如生，是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理想标本。我国许多博物馆都有相应的复制品，并多次出国展览。杨钟健就是以禄丰龙和其他化石为依据，把下禄丰系的时代定为晚三叠世的。卞氏兽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它是爬行动物向哺乳动物过渡阶段的代表。标本最初是杨钟健的同事卞美年于1938年在禄丰采集的，故得名。这类化石，此前南非、欧洲曾有过报道，均被归入哺乳动物。不过，他们的标本远不如禄丰的完好，只是一些破碎的牙床，而禄丰标本不仅有头骨和下颌，还有部分头后骨骼。抗日战争时期，杨钟健在西南曾对这些标本作过初步研究，认为可与南非的对比，也可归入哺乳类。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外有关专家的兴趣，并探讨了它的系统分类问题。卞氏兽既具有哺乳动物的特征，如牙齿已分化为门齿、大齿和颊齿，并具颊齿齿尖等，也还保留有原始的、爬行动物的特征，如下颌除有增大了的齿骨外，还有爬行动物骨骼的残余。究竟卞氏兽及其近亲是原始的哺乳动物，抑或是进步的爬行动物?也就是说，爬行动物与哺乳动物的分界线应该划在哪里?这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为此，他在1944年出国考察时，随身带着卞氏兽标本，在国外作进一步的修理和研究。最后，他发表文章，确认卞氏兽应是爬行动物，是一种接近哺乳动物的爬行动物。这样，此前已归哺乳动物的南非和欧洲的种类，也统统被归到爬行动物中去了，从而推迟了哺乳动物在地球上的最初出现时间。这是古生物学上的一次重大的分类改变，也是杨钟健对古脊椎动物学的又一重要贡献。珍贵的卞氏兽标本也因此名扬四海，被各国编入了有关的教科书。杨钟健不仅研究了禄丰蜥龙动物群中的各类动物，并据此与南非、欧洲同时代的有关动物进行对比，认为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同一性，在讨论晚三叠世脊椎动物问题时，可相互补正。他的观点赢得了世界同行的认可。这样，我国的云南禄丰便成为世界古生物界公认的晚三叠世的脊椎动物标准化石点，禄丰的化石层位也被广为征引。
杨钟健不仅研究过哺乳运行好些门类的代表，各类恐龙及恐龙蛋和恐龙足印，还研究过基底爬行动物杯龙类、进步爬行动物兽孔类、水生爬行动物鱼龙类、飞翔爬行动物飞龙类，乃至龟鳖类、鳄类、有鳞类等。实际上，脊椎动物各大门类诸如鱼类、两栖类、鸟类乃至人类，他都曾涉及，发表过有关的论文。他就像一位高明
的围棋手，一有机会，就在不同方位上布上一子，为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开辟一个新地盘，为后学者打下初步基础。
杨钟健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成绩卓著。他十分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对于他们的每一个进步，他都给予鼓励，并马上又对他们提出新的要求，促其继续前进。他在人才培养上没有门户之见，凡是在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工作的，不管是该所人员还是进修人员，他认为都应给予指导，使其尽快成长。最初，我国从事古脊椎动物研究的仅有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一处。80—90年代，我国有多所大专院校、博物馆设有古脊椎动物学专业，其学术带头人基本上都是杨钟健直接或间接培养出来的。
杨钟健在培养人才上不拘泥于学历，而注重实际工作能力。贾兰坡原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由于他自己的勤奋和杨钟健的提携，最后成为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学部委员。还有一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技工，从年轻时开始一直跟随杨钟健工作，后被提升为高级工程师。
杨钟健非常重视科普工作，同时也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倡导者，在抗日战争的艰难日子里，他还在后方进行禄丰龙展览。1953年，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刚成立不久，只有一幢四合院，他也因陋就简，进行青岛龙展览。以后，还有标本室成立展览、马门溪龙研究汇报展览等。北京自然博物馆就是在杨钟健等人的积极筹备下创建的。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博物馆的蓬勃发展，无疑与杨钟健的努力推动分不开。
杨钟健在创建、领导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工作中，充分显示出他的科学组织才能以及领导的韬略和远见。早在50年代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初建时，他便把该所当时和长远的研究任务概括为八个字“两种堆积，四个来源”。两种堆积指的是我国北方的土状堆积和南方的红层，四个来源指的是鱼类的起源。到90年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人员倍增，研究课题和范围也大为扩展，但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仍然还是杨钟健当年概括的生物和地层两方面八个字的具体发挥。
作为我国早期的地质学、古生物学专家和奠基人，杨钟健一生经历了许多该领域的大事。杨钟健早年回国后，参加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此课题是地质调查所和协和医学院的合作项目，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经费，当时参与工作的多是外国学者，不久杨钟健就被任命为发掘工作的负责人。这时，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进入地质调查所，被派去协助他工作。1929年冬，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在杨钟健的科学生涯中，1929年还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在他和其他几位学者的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古生物学会，另一件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建立了专门研究我国新生代地质和古生物的机构——新生代研究室，杨钟健任副主任，法国学者德日进任顾问。这样，杨钟健除担任周口店的工作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野外考察上。几年里，他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北起蒙古高原，南至粤桂，西从新疆的塔城，东到青岛海滨。此外，他还以中方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美合作的中亚古生物考察团和中法合作的中法科学考察团，收集了大量地质资料和古生物化石，先后发表了140多篇(部)科学论著。
杨钟健历任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他是美洲古脊椎动物学会名誉会员、英国林奈学会会员、莫斯科自然博物协会国外会员。
杨钟健为人正直，表里如一。他工作认真负责，辛勤耕耘，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事业。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