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 259年），字文舒，三国之际魏国人，世居太原郡晋阳，出自望族名门“太原王氏”之家，其父王泽为东汉末代郡太守。在门阀观念盛行的汉晋之际，王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纪尚轻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太原名士。
王昶初入仕途，即被操控汉室大权的魏王曹操次子曹丕看中，结为至交。未几，曹丕被立为魏太子，王昶则先后为太子文学、中庶子等职，服务于曹丕鞍前马后。四年之后，曹丕称帝，作为曹丕幕僚的王昶，擢升散骑侍郎，侍从其左右，并兼洛阳典农中郎将之职，成为名正言顺之朝官。由于皇帝的信任，更加自己的躬身勤奋，在洛阳典农任上，王昶督导百姓垦荒拓田，广增耕地面积；修河治水，提增耕田亩产，为曹魏政权丰富了军粮来源。由于政绩突出，遂升任兖州刺史，坐镇一方。逮至曹睿继帝位，王昶被加封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
饱受儒学影响的王昶，临高位而重节修，为人为官为事，谦谨礼让，且持家教子极严。他告诫子侄后辈：“其用财先九族，其施舍务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议论贵无贬，其尽事尚忠节，其取人务实道，其处事诫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合时宜，其行事加九思”。他的这篇有谓“十其”的《戒子文》，不仅被时人称道，并被载入史册，传颂后世。在他的教诲和鞭策下，他的两个儿子，尤其是长子王浑
，终于成长为魏国的名臣良将，晋国的砥柱中流，立功于国家，立名于青史，成为“太原王氏”中佼佼者。
在为国方面，王昶素有大志，悉心国是，常探强国之道。他虽非中央官吏，任职京外，但洞察国情，明晓大势，认为曹魏政权“法制苛碎”，承袭了秦汉之弊端，隐患之本在于“国典”，更新治国之策，势在必行。遂针对时弊，他著述《治论》20余篇，并以一统华夏为要务，用兵之道在必行，再著《兵书》10多篇，一并送呈朝廷，为明帝治国献方略。在王昶《治论》、《兵书》之影响下，青龙四年（236年）明帝下诏求贤。时为朝廷太尉的重臣司马懿，早对王昶品学看好，更喜其淡然自守之处事原则，遂一力举荐。王昶先有上呈之《治论》、《兵书》，后有三公司马之力荐，遂以得选，一时天下皆知。数年之后，曹睿驾崩，曹芳继位，吴蜀两国，乘魏主更易，欲动兵戈。王昶临难受命先为徐州刺史，又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豫诸军事”。三国之际，徐、荆、豫三州均为魏吴衔界，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军事地理位置较为重要，由王昶一介文职官员主政三州军事，其在当时之魏国政权中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才能，足见一斑。至此，王昶走上其军旅生涯。在任上，他移久驻宛县之大将军行辕于新野，处敌前沿，加强了军事调度与指挥力度；在任上，他组织军士建立军屯，“广农垦殖，仓谷盈积”，以备战时粮草；在任上，他与所率之部，苦练舟楫，克服北兵不悉水战之短，积极备战，意在一朝征吴。
在驻前沿、广积粮、精练兵之际，他还悉心于东吴国内动向。嘉平二年（250年），王昶得知“孙权流放良臣，嫡庶纷身”，即刻奏章朝廷，建议趁吴国朝政不稳之隙，“可乘机攻取长汉之北秭归、房陵”等地。朝廷准奏后，立刻亲率所部，分兵三路，南下伐吴，连败吴将施绩，“收米三十万斛，虏安北将军谭正，纳降数千之众，方合县移其降民，置夷陵县”，又“斩其将钟离茂、徐，收其甲首、珍宝、旗鼓、器仗，振旅而还。”王昶一战告捷，遂晋升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侯。正元二年（255年），魏将毋丘俭、文钦，兵叛反魏，王昶积极平叛，再升骠骑将军，两个随军立功的儿子，亦被封为亭侯、关内侯。甘露二年（257年），魏将扬州刺史兵叛，东吴施绩北上策应。王昶“据夹石以逼江陵，持施绩、全熙不得东”，很快剿灭叛军，又立战功，荣升司空，与司徒、司马并称“三公”、“三司”，可谓“人臣极品”，达到他人生之峰巅。
在军事上王昶文人就武，从戎军旅，屡立战功。在政治上，他也毫不逊色。嘉平初年（249年），王昶曾当朝坦言，献上五条治国良策：第一是整顿太学，加强人才培养；第二是以考试选拔官员，废弃举荐用人；第三是加强对官员的考核，“有治绩，则增位赐爵”；第四是加强廉政之风，官员不得与民争利；第五是提倡节俭，开社会新风。即使在当今，此五条亦不失为治国良策。尤其是第二条考试选拔官员，可称中国科举之滥觞。
甘露四年（259年），王昶卒于任上，遗有《魏司空王昶集》五卷，惜散佚无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