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出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四、五、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王淦昌自幼好动又好学，先读私塾，1916年转入太仓县沙溪小学，13岁到上海，就读浦东中学。1924年高中毕业，接着进了外语专修班。半年后，又进了一所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L迈特纳(Meitner)。
他留学德国时，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当时柏林大师云集，德国物理学界群英荟萃的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这对年轻的王淦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刚到柏林时，听到关于W玻特(Bothe)用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强贯穿辐射的报告。玻特将它解释为γ辐射。王淦昌对此解释有所怀疑，曾两次向迈特纳建议，用云雾室做探测器，重复玻特的实验。他认为，用云雾室比用计数器更能弄清玻特发现的贯穿辐射的真正性质，但未被迈特纳采纳。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Chadwick)采用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证实玻特的贯穿辐射不是γ射线，而是一种尚未发现的中性粒子——中子。为此，迈特纳曾十分惋惜地对王淦昌说：“这是个运气问题。”1935年，查德威克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迈特纳指导下，王淦昌于1932年1月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1933年12月完成了关于内转换电子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王淦昌回答说：“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回国前，他曾去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做学术访问，访问了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等欧洲著名科学中心，会见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大师。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祖国。那时国内物理研究的条件很差。他认为首先要培养人才，以使近代物理在中国生根开花。他先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后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0月，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浙江大学被迫先后迁往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在颠沛-途中，王淦昌坚持教学与实验研究。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有了比较安定的教学与研究环境。1940年，王淦昌读到一篇德国的关于荧光粉的文章，产生了兴趣，开始进行研制，结果在中国首次制出了荧光粉。在遵义期间，王淦昌集中阅读了当时有关中微子问题的论文，于1941年写出一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1941年10月13日，他将论文投寄到美国《物理评论》(PhysicalReview)。1942年1月，该刊发表了这篇短文，立即引起美国同行的重视。这是他早年最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此项成果荣获第二届范旭东先生纪念奖。
1941年，浙江大学理学院又迁往遵义附近的湄潭县。王淦昌在湄潭工作、生活了5年，从1943年开始，王淦昌还担任了物理系主任。在繁重的教学与行政工作之余，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坚持实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先后发表了9篇论文。6篇是有关实验方面的：《宇宙线粒子的新实验方法》、《γ射线的若干化学效应》、《中子的放射性》、《中子和反质子》、《一种有机活化ZnO·ZnCl2磷光体》、《用机械方法产生磷光》。3篇是有关理论研究的：《核力与引力的关系》及2篇《五维场论》。
通过教学与研究，王淦昌在这一时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
1946年，王淦昌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他与SB琼斯(Jones)合作研究有关宇宙线中介子衰变的问题。1948年，发表了《关于介子的衰变》一文。1949年1月王淦昌回到祖国，他用自己的节余购买了国内奇缺的用于科研的电子元器件和一个直径30厘米的云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淦昌的科研事业获得了新生，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1950年4月，他应钱三强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分工主持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1952年5—9月，他与吴恒兴、林传骝赴朝鲜战场，在极其艰苦与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掷放射性物质的任务。1952年秋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1952年10—11月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了实验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以后的原子能应用以及高能粒子物理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王淦昌领导并参加了有关宇宙线的研究。他与肖健共同领导筹建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处的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在他们领导下，在高山实验室安装了自行设计建造的磁云雾室。实验室于1954年建成，开始观察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共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后又被选为副所长。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他领导的物理小组首次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首次观察到在基本粒子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带奇异夸克的反粒子。1960年12月王淦昌从苏联回国，1961年4月，中央决定任命王淦昌为-研究院研究员，王淦昌欣然应允，决心以身许国
。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副院长，负责冷试验技术委员会的领导工作，改名为王京。从此他投身到我国-的研制工作。王淦昌隐姓埋名17年，为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的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64年12月，王淦昌独立提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建议。在他倡导下，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开始起步。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他直接领导下，先后开展强流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和氟化氪(KrF)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后来的惯性约束聚变获取核能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对我国来说，既是挑战，又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振兴中华的良好机遇。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上 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报告认为：“我国应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发展的进程。因为真正的高技术是不可能引进的，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抓起来。”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和大力支持。3月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强调指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200多名专家、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1986年11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在我国大地上破土而出。“863计划”实施后，已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不少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我国高技术发展中起了带头和核心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发展我国高技术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1982年，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研制、试验-方面的工作，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4年，他在联邦德国驻华使馆接受了柏林自由大学授予的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50周年。这种荣誉证书是专为获博士学位50年后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设立的。人们称这样的科学家为“金博士”。
王淦昌也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像世界上一些著名原子科学家一样，热爱世界和平，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是因为他研制过-，促使他以更强烈的愿望提倡从事和平利用核能的事业，特别是核聚变能的控制和利用，以使人类从根本上摆脱能源危机的困境。这是一项需要全世界的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奋斗的事业。作为中国的核物理学家，他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在这项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业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正是出于这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这种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他不顾年逾八旬的高龄，仍不断为受控核聚变能源开发这一科研项目，为发展我国的核电事业和加速器等仪器制造工业，为发展我国的高技术和基础科学，特别是基础性实验科学，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埋头苦干。
王淦昌坚持真理、主持正义、不畏-、同情受难者、先人后己、乐于助人、真诚坦荡、谦虚谨慎、平易近人。面对“-”之流的淫威，他横眉冷对。他看人有他自己的价值标准，不是看人的地位高低，权力大小，而是看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科学的贡献和为人的品德。在工作中，他和周围的各种人都能友好相处，相互切磋。他的学生、助手病了，他都要亲自去探望。在教学与工作中，他是学生和助手们的严师，要求大家学习、工作一丝不苟。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他给予大家的则是父兄般的爱。正如国务委员张劲夫为庆贺王淦昌80寿辰所写的那样：“无私奉献，以身许国
，核弹先驱，后人楷模”。
王淦昌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及名誉所长、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并曾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中国科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主任委员、名誉主席等职。
王淦昌的办公室非常朴素，没有任何装饰。只有靠近办公桌的墙上，有一幅书法家的墨迹，写的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以此自励，这同时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科研道德的四要素，王淦昌一生在这些方面为后人做出了表率。
来源：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