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桂珍（1869—1931），江苏川沙（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人。1869年生于川沙镇中市街36-38号，因排行老三，故又名三姐。其父倪蕴山，是耶稣教的一名牧师。母亲是中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
启的后裔。徐家世代为官，官称“文定公”，居住在现上海西南部的徐家汇，据说，“徐家汇就是以这个家庭命名，从字义上解释即‘徐家中心’”。
倪桂珍17岁毕业于上海裨文女中，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曾留校任教员。1887年与宋嘉树结婚，先后生育6个子女：宋蔼龄、宋庆
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初反对庆龄与孙中山结婚，后承认这桩婚事，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作嫁妆。
她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与几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紧紧联系在一起。她是孙中山的岳母、宋庆
龄的母亲；蒋介石的丈母娘，徐光
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倪桂珍的母亲倪徐氏，是我国最早皈依基督教的明朝大学士、《农政全书》的编著者、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后裔，史称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而父辈倪氏一族，亦为余姚士大夫望属，其祖先很早从安徽，迁居到浙江余姚县定居，形成倪家堰村落。倪家有一部分人继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传统，几乎每一代都有男人当了传教士，另一部分则改信基督教。同时，余姚地处浙东沿海，宗教影响渗透较早，康熙五十八年（1719）在余姚县城区
北城有不少天主教教徒，咸丰九年（1895）英国传教士岳斐和美国传教士蔺显理在城区
传授基督教。倪家堰位于北城，她的父亲倪蕴山，深受家属影响从小在家庭虔诚信教，在城区传教士的影响和他信教母亲支持下，在青年时代赴上海天主堂任牧师，先后生下三女一子，倪桂清、倪桂珍、倪桂殊和倪锡庆。她在家中排行0，4岁开始跟老师练习写字，尔后进私塾，8岁念小学，14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被推荐升入上海斜桥白云观美国教会所办的培文女子高等中学，17岁毕业那年加入耶苏教，因而结识教士宋嘉树。她从小擅长数学，喜爱弹钢琴，懂英文，后曾在教会办的培文女校任教员。从小在母亲的庇护下，胆大过人，处事不变，据倪家后人说：一次与其妹妹桂殊，在上海斜桥边玩耍，路遇牵狼狗带恶仆的小混混欲行非礼，厉声相对，相持间直到校警赶来，小混混才不得不赶紧溜走。同时，由于她的父母亲确曾鼓励和帮助她受到比同时代大多数妇女要来得多的教育原因，有自己主见，从小就敢作敢为，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在当时盛行女子从小缠足的旧风俗时代，没有缠足，人称“大脚”，也因家庭由于信仰基督教有关，在她1931年逝世后，宋家为她写的生平事略中说，“宋家几代以来都使妇女享有相当平等的地位并且都不缠足。”
倪桂珍是参与辛亥革命胜利的功臣之一，1887年仲夏，十八岁的她与1876年刚从国外回来的二十一岁的宋嘉树，在上海三马路与泥桥之间的监理会新教堂举行了婚礼，对当时余姚家乡盛行正统的中国婚俗来说，是一大挑战，是一个超时代习惯的新式婚礼，倪桂珍的结婚消息传到余姚，闭塞的乡人认为倪桂珍的结婚不是“大红花轿抬去的”，也没有三姑六婆的媒人撮合的礼俗程序，都感到不解和迷惘。而她从此，夫唱妇随，兴办实业，却演绎了一段中国近代商贸与政治结合的传奇。
婚后不久，倪桂珍回到余姚老家，偕同夫君，拜会了同乡的族邻。后与丈夫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在昆山一隅，她协同丈夫一边布道，一边经商，因布道团团长林乐知的处处刁难，又因群众不信洋教，教堂、学校屡建屡毁，两年后重回到上海，次年举家迁往川沙，赁屋在“内史第”，开始进行独立传教，深入社会，体察民情，先后在嘉定、太仓、上海多处建立学校、孩童乐园、施医诊所、创办工厂、从事教育和实业工作。组建了第一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成为第一个代办外国烟草、纺织、面粉机械的商人。1904年，全家又迁回上海江湾，又开办了阜丰面粉公司、华美印书馆（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倪桂珍从中协助，当好内助主角。
倪桂珍与宋嘉树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向往祖国的独立富强，在布道外，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建立民主政权活动，成为斗争活动的重要成员。先后在上海，秘密印刷大量宣传民主革命的“非法”读物，包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暗杀。由于布道联系了一大批信教信徒，有广泛的社交和有口皆碑的好声誉，才处时时绝处逢生。1894年孙中山偕陆皓东北上上 书李鸿章，途经上海就住在她家里，从此宋家成了孙中山和革命者的避风港、联络点。她与丈夫一起冒着倾家荡产、满门抄斩的危险，在她的家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主主义的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联络总部，宋嘉树担任总司库，负责经济方面工作，她成为坚定的支持者，曾无数秘密救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革命党人去日本，在经济上不惜倾囊相助，抵押工厂、书馆，支持丈夫到美国向华侨募捐，资助一次次的武装起义，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了下了汗马功劳。1912年元旦，后成为倪桂珍第二个女儿宋庆龄丈夫的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夫宋嘉树负责筹建银行，并任全国铁路督办司库后，她在家打理宋家与社会各界联系的一切事务。1913年袁世凯篡权，全家-日本，直至1915年回到上海带钩桥。
埃尔默·特·克拉克著的《中国的蒋家》英文版一书中说：她不但心肠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在许多事情上“要男人听她的”。她被形容为“虔诚地信守十戒……省吃俭用……[对子女]采用斯巴达人的训练方法……还要进行礼貌规矩的训练。”还致力于慈善事业。” 概括起来，她是一个“严格的、品德好的、自奉俭朴而又不屈不挠的模范妻子。她与丈夫志同道合，把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义融为一体，成为我国近代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对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