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1881～1955)，浙江鄞县人，字叔平，别署无咎、凡将斋。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金石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早年入读南洋公学（现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曾学习经史、金石诸学。精于汉魏石经，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中国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南洋公学肄业。 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 1952 年任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被誉为中国近-古学的前驱。
他毕生致力于金石学的研究，上承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传统，又注重对文物发掘考古的现场考察，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由金石考证向田野发掘过渡有促进之功，遂使其学术水平领先于时代，被誉为 “ 中国近-古学的前驱 ” 。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凡将斋金石丛稿》等。
马衡先生一生致力于金石考古研究，锲而不舍，许多研究结论至今被国内外金石考古学界视为定识，声誉久享。在书法、治印方面亦有所长，翰墨，篆、隶、行、草皆能，作品具商周金文遗韵，书风古雅，自然天成，将笔墨与篆刻相结合，深得碑刻之法度，形成个人书法之独特风格，在四海之内享有盛名。西泠印社草创时期，他已列名社籍，时年三十岁。编有《汉石经集存》、《凡将斋印存》等，著《凡将斋金石论丛》等。马衡先生以他卓越的学术和艺术成就，受到当时艺林学子的普遍敬重。因此，虽然远在北京工作，但众望所归。
1927年，吴昌硕先生逝世后，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遥领社职”，对抗战胜利后西泠印社活动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马衡先生在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碑帖等文物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去世后，其家属又遵嘱将家藏金石拓本九千余件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
叔平先生以精究金石六书，长於篆法，故余事治印，整饬渊雅，直追周秦两汉，深於法度，继吴昌硕後被推为西泠印社社长。一九四四年尝为《说文月刊》第四卷撰《谈刻印》一文，文长九千余字，无从古代玺印之名称、形制、钮式、文字与章法、材质与刻铸、阴阳文之别、施用之方法等七方面详加介绍，以明发展之迹，继举治印宜予临写之金石拓本、参考之书，与古玺印谱，俾便研习。
文中於书法与刀法关系有所申述，曾云：『近数十年来，刻印家往往只讲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为尽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为印，重在印文。一印之中，少或二三字，多或十余字，字体之抉择，行款之分配，章法之布置，在未写出以前，先得成竹於胸中，然後落墨奏刀，乃不失为理想中之印。』“盖刀法者，所以传其所书之文，使其神采不失。”“若徒逞刀法，不讲书法，其不自知者，非陋即妄。知而故作狡猞者，是为欺人也。”对刀法与篆法之轻重，文中论之云：“刀法为一种技术，今谓之手艺。习之数月，可臻娴熟。研究篆体，学习篆书，则关於学术，古请之小学，今谓之文字学，穷年累月，不能尽其奥藏，其难易岂可以同日语哉?”又曰：“刻印家欲知印之源流沿革，形式、文字之变迁，应先研究古印，自属当然之事。即以文字源流而言，不但古印应研究，即一切金石文字，也在研究之列。故金石家不必为刻印家，而刻印家必出於金石家，此所以刻印家往往被称为金石家也。”
类此诸论，皆示人以正轨，与时俗之谈印艺者有霄壤之判。对《说文》所无之字，叔平先生不主张滥用假借，以为《说文》未收之字，见於汉印者正复不少。盖‘摹印'‘缪篆’，本自为体，其体在篆隶之间。隶书所有之字，皆可入印”。对人名印，主张气皆应名从主人，依隶楷所从偏旁，而以缪篆之体写之。但以之写作小篆或古文，终嫌未安。”治印者遵此篆之，不妄不拘矣。
叔平先生生前曾有《凡将斋印存》之辑；殁後，其子太龙收集零存，又成《锐庐印稿》，後者多抗战时入蜀之作。—九—二年，丁仁《咏西泠印社同人诗》（集《论印绝句》）中有一首咏及叔平先生，诗云：“画品书评一舫多（倪印元），封泥署纸尽摩挲（沈心）。珍藏谁似西园癖（杨复吉），赖有当年马伏波（陈鲈）。”叔平先生富收藏，故句多及之。马伏波即东汉之马援，颇知印，曾有正郡国印章之议，以之此拟，可谓吻合无间矣。其子太龙，亦擅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