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经邦（1852－1910）字达夫，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次子。他自幼勤奋好学，年少时酷爱经史，留心经世之务。24岁便以优贡朝考二等的成绩留做教职用。1880年任内阁中书，赏戴花翎。中年时又博览群书，医卜算数，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尤其喜欢探讨天文历算。1893年，由内阁中书筹饷，以道员分任江苏侯补道。当年黄河决堤，清政府召其驻皖劝办。三年时间，李经邦筹款20多万，得到了朝廷嘉奖。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闻其才能，让他办理顺天直隶的捐输事宜。在担任安徽矿务局参议期间，很多高官都采纳其筹款等诸多主张。李鸿章对这位子侄也是青睐有加，在其家书中不断鼓励要好好读书，尤其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许是因为李氏早期后裔中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李鸿章对李经邦抱有很高期望，希望他能在格致书院学有所长，发挥才智。李经邦也是不负伯父众望，在书院举行的时务、科学、医学等方面的考试中共获五次大奖，成为众多学子中的佼佼者。
战争以来，中西文化的交锋愈演愈烈。“用夏变夷”的观念开始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他们开始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李经邦在这一问题上，赞同“西学中源”说，他一方面惊叹于西医的神奇功效，因为他的伯母也就是李鸿章的夫人长期所患疾病最后就是被西医治好的。但同时仍由衷赞叹中医的博大精深，认为西医起源于中国。在比较中西医的问题上，则认为无论中医还是西医，他们各属于不同的医学体系，中国应当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医古胜于今，因为古代中国涌现过很多杰出的中医学家，而如今中医的继承者则远远不如古代。相反，西医却是飞速发展，研制了很多新的治疗方法。最后李经邦建议要振兴中国的医学事业，“必使西医亦知中医之法，庶几用药不致与古法大相悬绝，华人乃敢信而服之；中医知西医之方，庶几脏腑脉络均因考验而明，用心诊治，自能得心应手。苟能是也，合中西而一之，又何患西道之渐即淹没也乎？”
格致书院的学生在汲取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法律的认识。1893年，书院以“中外各国刑律轻重宽严异同得失考”和“中西律例得失安在”为题考课学生，李经邦以比较的方式，旁征博引，详述了英国、德国、美国、俄国、日本五国刑律之条文，内容涉及杀伤罪在不同国家的处罚方式。在文章中，李经邦还提到了中国的各种残酷刑法和西方的-罪，肯定西方报纸登载-罪的做法。但李经邦不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律法，特别在涉及“纲常伦纪”问题上，他大力维护中律，贬斥西律。其目的是以西律来弥补中律之短，借西律之长来维护中国的既存体制。在谈及美国出现的 击总统的事件时，他认为这是美国定制法律不够严格的恶果。而在中国，如果出现谋反罪，则会被判诛连九族的重罪。所以从社会影响来说，中律比美律更具威慑力。王韬
在评价其卷文中说道：“比论中西刑律，不蔓不支，简捷鲜明，语有断制”
中外经济贸易往来的加深使得“商”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重商主义”思潮兴起。早期维新派的代表郑观应就提出了要与外国进行商战，保护民族工商业。书院学生振臂呼应，开始以西方为参照系，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力倡振兴商务。1892年在关于“如何减免抽厘以裕利源而抒商力”的考试中，李经邦就改定税则，加重进口之税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将西方国家的进口税和中国的进口税做了一番对比，认为当时的关税自确定为值百抽五以来，三十多年来未有变化，给国外贸易造成巨大损失。提议总理衙门应该据理力争，将洋货进口关税提高到值百抽十或十五，这样才能改变中国在当时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在厘金的征收问题上，李经邦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清朝后期，为了增加税收，清朝在各地设置关卡，征收厘金。这种做法提高了国内商品的成本和价格，消弱了民族工商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所以撤厘成为当时中外商人的普遍要求。李经邦一方面认为撤厘是恤商之举，但若全部裁撤厘金，势必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主张变通办理，改撤厘为裁卡。他分析道，中外商人所憎恶的不是抽厘太重，而是关卡太多。在中国，每一百米就设三五个关卡，卡多则费用就多，而且容易产生诸多弊端。他建议“将分设之小卡，分别裁减，但于商贾必须经由之地立一总局，俾专其责而重其权，庶可持久而无弊。”此外，在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中国钱钞并行的货币制度的弊端暴露无疑，针对此种现象，书院分别于1889年、1890年、1891年连续三次就如何整顿钱法命题考课学生。学生们主要围绕是否铸造银币、是否发行钞币两大命题展开。1891年，书院就“钞法”问题考课学生，李经邦获得第一名。他一方面承认发行纸币如果措施不力就会导致诸多弊端，同时认为随着国际货币市场发展的需要，纸钞的发行势在必行。他还进一步说明只要采取得当的措施，就能让老百姓充分信任纸币。他还建议可以参照西方，设立国家银行，由银行发行钞票，从而防止纸币发行中的弊端。
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严重，海防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并由此拉开了海防和塞防之争。在这一背景下，格致书院的师生对-与防务战略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在防御状况上，首先指出了中国海陆防御的薄弱状况，他说：“以海防言之，兵丁不及西人之精炼，船炮不及西人之坚利，巨海中之潮汐风涛不及西人熟悉，各海口之岛屿险要不及西人尽知，虽亦筑炮台，购铁甲而有利器而无利器之人，则水师亦何足恃。”此段文字将北洋海军的虚弱和劣势暴露无疑。在海陆防务的难易缓急问题上，李经邦则认为“以中国之时之势力而论，断不能海陆兼顾……以目前观之，防海虽难，教陆防为稍缓，防陆纵易，较防海为尤急。”认为我国的防务战略重心应该以陆防为主。在防御战略问题上，格致书院的学生就如何保卫朝鲜展开了争论，李经邦在这一问题上坚持地缘主义，支持结日抗俄。他分析，中日同属于亚洲，而且朝鲜与日本最近。若俄国染指朝鲜，势必威胁日本。因而主张利用中日两国地缘上的优势，联合日本共同对抗俄国对朝鲜的野心。这种方略没有看到国家利益上的对立，更没有看清日本的侵略扩张的野心。除了联合日本对抗俄国外，李经邦还主张中英联合，因为此举不但能够保卫朝鲜和中国，而且也能保卫英国在华巨大经济利益不受俄国的损害。这种“以夷制夷”的策略，未真正认识到殖民者的本质，英国不会为了中国而与俄国反目。
在防务战术上，李经邦主张陆防在民屯，他从中国古代寓兵于农的历史经验出发，建议吸收西方的养兵藏兵方法。他详细介绍了西方的兵役制度，认为它既能节省国防开支，又能保证一支高素质的军队。同时，李经邦还特别强调-在陆战中的作用。通过学习和在李鸿章的影响下，他对西方先进的武器设备十分了解，尤其熟知天下无敌的克虏伯钢炮天下和硕大无比的阿姆斯特朗大炮。这两种类型的大炮代表了当时世界军事武器的最高水平，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中国引进的首选。另外，针对当时军队科学技术素质太低的状况，李经邦提出人员素质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的首要因素。因此提议“司炮之人宜精选才智兼全、胆识优长、算术精通之士为之专司”。为了采用新式方法来使用格鲁森旋转炮台，他还设计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新型操作方法。由此可以看出李经邦在防务战术上务实思想。
李经邦对各类问题的独到见解不仅反映出19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而且体现了格致书院以培养通晓西学的实用人才的办学宗旨。这座新型的教育机构改变了传统书院的教学方式，给这些有抱负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让他们徜徉于丰富的西方科学知识之中，大大开拓了其视野。这些被培养出来的新式知识群体能够积极为政府出谋划策，而政府也能集思广益，从中汲取有益的意见。对于李经邦本人来说，通过自己的努学习力和亲身实践，对西学有了深刻认识。如对西方法律、西医等方面的认识就很有独创性。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认识的局限，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仍然认识不清，甚至对他们抱有幻想。如在对日本、英国的认识上，就低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同时，他也不太了解当时的国内政治斗争，更多注重自己的见解，而很少考虑所提主张的可操作性。但无论怎样，对其勇于提出问题，勇于质疑的态度还是应该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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