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光豹，字幼文，又字饫闻，黄山市徽州区岩寺人，1898年（清光绪2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乡绅的家庭。他生性纯厚，资质聪颖，从小就好学不倦。其父鲍振炳霞栮先生是清末廪生，1906年在岩镇创办了凤山小学，于是，幼文先生在已读过两年私塾之后，便也进入了这所新式小学读书。1912年入新安中学学习，三年后又去从程致泽恺周先生攻读。1916年秋，经父执许承尧际唐先生介绍，幼文先生去北京拜同乡的著名学者吴承仕检斋先生为师，吴先生指定给他的功课首先就是治段氏说文，然后又要他兼读章太炎先生有关音韵训诂之学的一些论著，就这样，为时虽只一载，却为此后的继续深造打下了相当扎实的根底。吴先生当时正任-佥事，虽还未与北洋军阀政府作彻底的决裂，更远未成为一位忠贞不屈的抗日战士和共产党人，但其热爱祖国、关心民瘼的强烈感情和耿直公正的高尚品性以及深思慎取、十分谨严的治学态度，无疑都给了幼文先生极好的教育，以致直到1935年他给吴先生的一封信中仍说：“差幸夙闻德教，不敢苟违，尚能谨身来力行，不蹈有过之地，以为师门玷耳”，从中不难看出幼文先生对老师的虔诚崇敬和所受影响之深。在因事回乡居家自学了近三年之后，幼文先生一度曾拟改而学医并去日本留学，为此先曾考入上海同德医专学习了一段时间，随后又去北京补习德文、数学，前后约有两年之久。但后来终于又改变了主意，决定扬长避短，仍在国学方面作进一步的精研、探求，于是复于1922年秋季去北京从马其昶通白先生治学。马先生不仅是堪与方、姚后先媲美的桐城文派大家，且于经学特别是《周易》也有精深研究，当时正担任“清史馆”总纂，德高望隆，在旧时代是被公认为“清流”、“纯儒”的人物。幼文先生拜在这位老前辈门下攻读了两年多时间，他不定期地前去趋候求教，质疑问难，既致力古文，又研治经史。“神州谁与系斜晖，怅望都无涕可挥。一事梦魂饶意趣，海王村畔挟书归。”从20年后幼文先生的这首小诗里，可以看出当时的这段学习生活给他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
幼文先生是1924年冬离京回歙的，次年就应胡晋接子承先生之聘，出任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国文经学教员，从此开始了毕生致力的育人报国的教书生涯。子承先生倡导新学，创办二师，经过10多年的惨淡经营，使该校规模日趋扩大，教学质量日益提高,一时人文荟萃，在省内外都享有颇高的声誉。他对徽州教育事业有很大贡献，因而深为幼文先生所钦敬，但到晚年却愈来愈陷入复古主义的泥潭，乃至孜孜于佛学的研究和宣扬，甚至把一位著名法师也请到学校来诵经讲学了。而当时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早已势不可挡。面临这种形势，幼文先生对子承先生的某些倒退做法又是颇有腹非的。同时，鉴于家乡的凤山小学因其创办人振炳先生曾长期宦游在外，校务无人主持，学校早已停办多年，当时岩寺各界人士对于恢复该校期望十分殷切。于是幼文先生就在1927年秋毅然辞去了二师教席，而与方槛山、鲍君白等人一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终于在1929年春把凤山小学重新开办了起来。一年以后，他才应聘再去休宁新棠村任教，而这时的学校也巳由原先的省立第二师范改为省立第二中学了。但就在此后的数年间，他对家乡小学的事务仍极为关心，后来还一度兼任过校长职务。
自1930年年初起，幼文先生一直在省立二中（1934年起改名徽州中学）教书，历时15年之久。直至1944年春，由于挚友汪岳年先生再三邀约，情不可却，方才改去芜关中学（当时校址在与岩寺相距只有十里的西溪南村）任教。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芜关中学迁返芜湖。幼文先生也随往继续执教。次年秋，受聘为安徽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教学之余，兼事著述，曾有不少论文在《中央日报》的文史副刊上发表。
1948年以后，由于胃病时发，芜歙之间交通又极其不便，幼文先生没有再去安徽学院，而仍留在家乡教书。他基于对新棠村特别深厚的感情，先曾重返万安的休宁中学但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说到的“萧条渐觉非前境，汗漫难期续旧游”。这时的休中校风、校舍都已大不如往昔，于是幼文先生一学期后便又转到歙县的徽州师范学校来教书，也就在这儿，这位多年来渴望光明，渴望祖国统一富强的老教师很快就迎来了解放，并于徽州师范学校任教。其间还曾受命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达半年之久。1952年初，因肺病严重退休。他在歙县先后被安排为县政协委员，而且连续三届被选为县人民代表。1961年1月8日逝世，终年63岁。
在徽州，幼文先生以其精深的学问和高尚的品德而名重一时，深为广大青年学子所敬仰。50岁以前，他处身于腐败黑暗的旧社会，从不追名逐利，更不与 军政界往来，而只潜心治学，专心教书，方正不阿，忧国忧民，而这样的身教正是给青年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具有一种无形的感召力量。
谦虚礼让可说是幼文先生的明显特点。他平日与人交谈，包括对学生进行教导，总是和颜悦色，语气温和的，但他又是个是非界线分明，勇于仗义助人的人。1935年春，二中学生为驱逐 的童子军教练，曾掀起一场声势不小的风潮，由于学校当局施展各种卑劣伎俩，最后风潮被压下去了，为首学生有5人被开除。幼文先生看到布告后，回房慨叹不已，并即私下修函给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汪采白先生，请他设法让其中的一名优等生黄宝华去南京安徽中学继续学习。此后，法西斯的军事教官在校内的威势越来越大了，幼文先生对此是抱有强烈反感的。
1942年冬，他兼任高三班的级任，班上学生王治中只因一点小事触怒了教官，竟遭学校除名，勒令其“下期无庸来校”。开学之日，全班同学闻讯哗然，贴出了 书要求学校收回成命。当学校当局要幼文先生告知 书的执笔者是谁，以便给予惩处时，幼文先生明知其人，却拒不与校方合作，只说无法查清，校长慑于幼文先生的声望和广大学生的义愤，也奈何他不得，最后不得不撤销原定处分，仍让该生来校学习。接着，同学们又递上了意见书，要求校方革除一些弊端。幼文先生完全同意学生的合理要求，当他们拿意见书来请教师签名给予支持时，他欣然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签名的教师还有程应鸣、汪世清等）。正由于幼文先生一贯维护正义，爱生如子，而又博学多知，诲人不倦，所以能博得学生一致爱戴，背后也都尊敬而亲切地称之为“鲍老天子”。
幼文先生之于教学，确乎是高度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虽然他国学根柢深厚，却讲课之前必先充分准备，所用教本上总是注得密密麻麻的，即使是抗战期间徽中遭到敌机轰炸，全校师生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难能可贵的是，除非万不得已，幼文先生绝不使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国文课本，而是采用《开明活页文选》，或亲自另编教材。他在1932年所作的《高中精读文选本跋》中一开头就写道：“倭寇方张，国难未已。兹编所选，多以发扬民气，团结御侮为中心”，随后又说到：“至于前代兴亡之迹，攻守之要，事变虽殊，殷鉴不远，又且文章隽雅，可诵者多。……”其选材标准无疑是体现了文道统一，古为今用，教学必须服从于祖国民族利益的精神。1937年，学校把高中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分为文、理班进行教学之后，他又自行撰写《国学述要》的讲义来讲授，讲义分为《字形叙略》、《音学浅说》、《史学源流》、《周秦诸子》、《群经要旨》、《经学源流》、《文学略说》、《文学源流》诸篇，要言不烦而评述全面，数年间反复增删修订，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充分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待教学极其认真负责的精神。
幼文先生既是位可敬的教育家，又是位很有造诣的学者，并且还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然而，幼文先生所不惜为之付出更多劳动的毕竟还是在考据之学这一方面。从现存的他那近30万字的读书札记以及某些资料摘录来看，从周易、三礼到诸子、史乘，到诗文词曲,到歙地方言，其涉猎之广，用力之深，都是相当惊人的。他所作的《小篆多沿古籀说》、《论碑帖南北派》、《陶渊明无弦琴考》、《梁著陶渊明年谱驳议》、《毛刻三（二）家宫词读后记》、《招魂转语考》诸篇都真正做到了立论有据，考核精审，阐理明彻，行文有则，明显地保持了以江永、戴震为首的徽州朴学大师们的流风余韵。解放后，他又转而孜孜于家乡文物和现代汉语的研究，虽为疾病所长期折磨，精力日渐衰竭，也还坚持不懈，时有述作。他在晚年受聘为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之后，就曾写成介绍徽墨的专著《徽墨丛谈》，并有《徽州的文房四宝》一文发表于《安徽文史通讯》，可惜的是《丛谈》一书正待付梓，却因“-”运动而被搁置下来了。至于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则多散见于《中国语文》、《语文学习》等刊物，其中的《学习宪法对语文方面的几点体会》、《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几点意见》、《说“打”》、《谈“除非”》等篇尤为语言学界所称许，吕叔湘先生就曾来信一再表示赞佩之忱，并在得悉其不幸病逝的消息后，挽以“论文欲辨秋毫末，有子能传许郑书”的联句，充分体现了两位学者之间的深挚交谊。
文如其人，诗以言志。幼文先生是个性格内向而又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中年以后，就常因兴会所至而有所吟咏。幼文先生还很喜欢制作联语，平生所撰甚多，其中有不少堪称文质兼美的艺术精品。
幼文先生的诗文遗稿经其子嗣多方搜集，悉心整理，已将其主要部分辑成《凤山集》，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鲍幼文论文选集》、《饫闻文存》、《凤山吟》三大部分，共约14万字。吕叔湘先生不但为全书而且还为其中的论文选集部分题了签，充分表明他对幼文先生一生治学成果的肯定和重视。全书序言出于幼文先生另一弟子、安徽省教育委员会顾问王世杰
之手，王在极力赞扬老师的人品学问，指出“这个集的问世无疑是一件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值得欣庆的好事”的同时，还特地称述了幼文先生“一生治学中具有既求广泛涉猎又能深思慎择的明显优点和特点”和“在潜心治学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善于跟着时代前进，勇于自我扬弃，立志更新，不断进取的精神”。
1933~1935年间，幼文先生还参加了《歙县志》的编撰工作。县志的总纂就是许承尧际唐先生。幼文先生主要是和罗长铭先生共同编写了其中的《文苑》、《儒林》部分，这为后世了解研究古歙的人文历史，继承发扬徽州绚烂多采的学术、文艺遗产留下了宝贵资料，也是功不可没的。
幼文先生晚年曾把藏书的大部分计5000册左右赠给了徽州师范学校。这一慷慨义举充分表现了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怀和期望，至今仍为徽州文化教育界人士所缅怀称颂。
（本文摘自：徽州区文史资料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