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福炘，1903年7月9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奔牛镇一个小商店主家。自幼聪敏好学。他父亲受当时“工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希望儿子能攻读大学工程学科，日后为国家工业发展做出贡献。但家庭经济拮据，只是由于他姑丈得知朱福炘学习成绩优秀，愿意给予资助，才使他得以在1920年夏考取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大专)，并顺利地完成学业。
那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拥有诸如茅以升、胡刚复等著名学者，基础课程十分扎实。但是在“毕业就是失业”的旧社会里，朱福炘于1924年夏毕业以后，随即失业。当时学校的物理系主任胡刚复教授劝勉朱福炘继续攻读物理系本科，于是朱福炘转入东南大学(这时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已与东南大学合并)物理系，补修本科毕业所需的课程及学分，1925年夏获得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经人介绍到安徽省阜阳省立第六中学任教，讲授数学、物理、英文等课程。约一年半以后，北伐战争开始，学校停课，只得停职回家乡。当时，胡刚复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得知朱福炘失业在家，即聘他去厦门大学任助教，指导普通物理实验及电磁学实验，并讲授“量度精密论”。
1928年夏，浙江大学创办文理学院，设有物理系。校长兼院长邵裴子先生邀请张绍忠担任浙江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张绍忠即聘朱福炘同到浙江大学任教。浙江大学物理系就在他们两人的通力合作下建立发展起来。
至1935年初，由于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硬把中华文化基金会指定拨给物理系的设备费分散挪用，引起物理系教师的不满，全系教师在春假时通知校长，从暑期起拒绝受聘，以示抗议。当时朱福炘同张绍忠离开浙江大学去天津南开大学任教。不久，浙江大学发生了“驱郭风潮”，1936年初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很重视师资质量，他把离去的物理系教师连同技工、管理人员都一一重新招聘回来。朱福炘便重返浙江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又恢复了蓬勃景象。
1937年日本侵略军大举侵华，杭州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出于安全的考虑，竺可桢校长决定首先把一年级迁往天目山开课。接着杭州吃紧，浙江大学便开始了历时8年辗转流徙的艰苦历程。一年级师生由天目山出发，和校部一同迁徙，历经建德、吉安、泰和、宜山、贵州青岩，最后到达贵州湄潭的永兴镇。朱福炘当时负责理工科一年级的普通物理学及普通物理学实验课程。在这难以想象的流离颠沛之中，物理系师生不但坚持上课，而且坚持做实验。在这历时8年，途经6省，计程2600公里的长途跋涉之中，没有损坏一件玻璃仪器，没有丢失一根直尺。作为负责物理实验课程的朱福炘，花去了极大的心血。
在这极其艰难的环境里，朱福炘在教学之余，还坚持科学研究。虽然物质环境极端困苦，浙江大学物理系仍然因陋就简地举办了4次学术活动——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区年会及中国科学社年会。1942年正值牛顿诞生300周年，是年12月举行物理学会(贵州区）第十次年会，朱福炘作了牛顿生平的报告；1943年10月31日举行的第十一次年会上，又作了《利用光的偏振研究材料中应力之方法》的专题学术报告。
由于朱福炘在教学与科研上的突出表现，于1946年夏由浙江大学推荐去美国进修。第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次年又经核物理学家赵忠尧的介绍在麻省理工学院宇宙射线研究所，从事改进宇宙射线仪器的研究。当时所作的《缩短云雾室活门开启时间》研究论文曾发表于美国《科学仪器评论》杂志上。这一工作对在云雾室中观察宇宙射线的新现象是一大贡献。
1948年秋朱福炘回国，仍在浙江大学任职，主讲近代物理学。次年8月，私立之江大学向浙江大学商借朱福炘去数理系任教，并兼任系主任半年，在这期间，他仍兼任浙江大学近代物理学课程。
1952年春院系调整时，在之江大学原址筹建浙江师范学院。朱福炘被任命为筹备委员，具体负责创建浙江师范学院的物理系。嗣后历任该院物理系主任、教务长和副院长。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办的杭州大学合并，总称杭州大学。朱福炘担任杭州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校长等职。杭州大学物理系的创建和发展，是和朱福炘的辛劳分不开的。举凡物理系的规划、课程设置、实验室筹建、仪器设备的购置与制作、教师和实验员的培养等各项工作，无一不凝聚着他的心血。
一位出色的物理教育家
朱福炘从1925年起至1987年退休，从事物理教学长达62年，先后创建或参与创建了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等3所高等院校的物理系。他培养过的学生中，有不少成为教授、研究员或中学特级教师，如胡济民、程开甲、李天庆等教授，及夏蒙森、徐承楠特级教师等。朱福炘不管担任何种领导职务，从来不肯脱离教学。先后主讲过基础物理学、高等物理学、量度精密论、电磁学、热力学、近代物理学、原子物理学及原子核物理学等课程，其中以讲授基础物理学、电磁学及原子与原子核物理学的时间最长。朱福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物理教学、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首先，他的备课是厚收薄发。他广泛参阅当时所能得到的国内外有关专著与资料，摘录所有有用的部分，融会贯通，组成比所需内容多得多的资料讲稿，然后又写出比较简要的教案，在讲课中可以随时插进预选的资料，使得讲授内容异常丰富。朱福炘特别注意物理学的进展，把新资料及时地组织到讲课之中，所以同一课题，每次都有不同的内容与-，他的讲课真是常讲常新。其次，朱福炘特别强调讲清物理概念，对物理图象的描述十分清晰，使学生具有立体的概念，绝不满足于数学推导与繁杂的计算。例如对原子物理学中众多的量子数，他主张结合物理图象逐个地引入，使学生得到清晰正确的物理概念。第三，朱福炘讲课注重启发式。他常用一些演示实验及实物图表，引导学生开动脑筋进行思考，对于重要课题，还要配合一些经过精心选编的例题，供学生练习，使学生在实际应用中加深对概念、原理与公式的理解。第四，他讲课逻辑性强，层次清楚，深入浅出，深奥的理论经他一讲，都变得浅显易懂，教学效果很好。第五，朱福炘讲课语言之确切、精练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整堂课组织得很严密，每段说理又是透彻、深刻、生动，引人入胜。朱福炘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都给学生一种严谨的感觉。他的板书计划性极强，字体工整而规范。讲台上演示仪器的安放都有适当的位置与顺序。所有这些使整堂课犹如行云流水，顺畅自如。
朱福炘在物理教学上的精深造诣，不但使他的学生折服，也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早在30年代，中华书局就敦请朱福炘按照当时的课程标准编写一部师范学校适用的物理教科书，完稿后，于1935年出版，受到了各校的欢迎与采用，至1947年重印了11版次。他编写过讲义多种，在教学中都起过重要作用，其中有的在当时还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在30年代，朱福炘就凭着自己在教学上的卓著成绩，在浙江大学物理系众多的助教中，第一个被晋升为讲师，接着在40年代被聘为教授，成为当时浙江大学第一位未曾出国留学而当上教授的教师。
我国物理实验园地的拓荒者之一
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没有足够的实验也就不能搞好物理教学。1924年，胡刚复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物理系主任，恰逢校园“口字房”失火，物理仪器尽付一炬。那时胡刚复正在上海大同大学兼课，便在大同大学借了仪器，亲自带到南京为学生做实验，有时还借用东吴大学的仪器。在一段时间里，胡刚复不辞辛劳，每次去上海都如此。这种精神感染了朱福炘，也使朱福炘体会到实验的重要性。朱福炘继承了这个精神并予以光大。在我国早期所有仪器乃至零件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朱福炘来到厦门大学后，仔细阅读各种外文仪器目录和说明书，认真选购仪器，并将购来的仪器设备逐件组合安装试用，按实验内容归类排列。这不仅便于取用，也便于管理维护。在张绍忠教授的帮助下，经一年的摸索，取得很大成果，不仅培养了他的动手能力，还打下了物理实验教学的坚实基础。1928年偕同张绍忠来到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十分重视物理系的建设，第一年就拨给2万多元的巨款供购买仪器设备及书刊之用，嗣后每年都有万元以上的设备费。这对于实验室的建设无疑是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给朱福炘一个艰巨的任务与施展才能的机会。张绍忠与朱福炘独具慧眼，当他们从厦门大学来到浙江大学时，把一位很有才能的技工金学煊带到浙江大学。就是他们3个人，一位教授、一位助教、一位技工共同撑起了浙江大学物理系，而实验室建设的重任，主要落在朱福炘的肩上。他依据在厦门大学选购仪器的经验，向国外订购各种必需的仪器设备，努力开齐各年级应有的实验。对这许多仪器，朱福炘亲自登记、编号、入册，精心维护，严格管理，并制定仪器损坏赔偿办法。这些制度逐渐成了物理系的传统。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从未闻有人无故损坏物理仪器，甚至在浙江大学西迁中也是如此，真是难能可贵？时国内不生产教学仪器，进口的又十分昂贵，所以他们一开始就提出，首先要购买车床等工具设备，以便自行设计制造与修理所需的仪器，并用以训练动手能力。浙江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建设就是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的。许多仪器都是由教师设计绘图、技工制造出来的，不但充实了实验设备，而且节约了大量的费用。
朱福炘在领导杭州大学物理系期间，建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工种齐全、设备较全的物理仪器工厂。这不仅可以自制仪器教具，而且可以配合科研的需要研制一些仪器设备，还成为学生实习金工、木工、玻璃工的场所，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从20年代起，朱福炘就认为教学仪器并不是越“洋”越好，那种全封闭式或不需调整的仪器，对学生是没有好处的，学生需要的倒是能看懂结构、理解原理、用手用脑才能使用的“土”仪器。他还用纸板、木片，以及儿童玩具制作示范仪器。
建设好实验室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与科学态度，加深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所以朱福炘十分重视对学生实验的指导。浙江大学物理系创建伊始，他即用英文编写了一本电磁学实验讲义，包括32个实验，在浙江大学使用长达20年之久，成了浙江大学物理系实验训练的基本教材，对于动手能力的培养，起过重要作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朱福炘身体力行，孜孜不倦地为建设实验室而默默工作，可以说是物理实验园地里的拓荒者之一。
热爱真理为人师表
作为物理教育家的朱福炘，首先是一位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刚正不阿、作风正派的好老师。他有一句座右铭：“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朱福炘的“认真”是出了名的，只要看一看他对曹萱龄等编著的工科物理学教本的审查工作就可以窥见一斑。他对于书中述及的原子核物理的发展史，量子数的发展情况，两个简谐运动合成的各种利萨如图形的画法，以至于一些物理量的最新实验数据等等，都亲自一一查对，提出修改意见。他一遍又一遍地逐句逐字地加以审阅，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他为这套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为这套书增添了许多光彩，使得这套书迄今为广大工科师生所欢迎。
朱福炘的“认真”、“清白”体现在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长期担任学校领导职务，能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团结广大师生，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他既有战略眼光，又有实干精神。杭州大学物理系在他这种“认真”精神的感召之下，终于成为全国各地方大学中一个较有影响的系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人民给了朱福炘很多的荣誉，他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届浙江省委员会委员，浙江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还连任浙江省物理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等职。作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他都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映人民的呼声，提出积极的建议与意见。朱福炘最痛恨各种不正之风，屡屡加以抨击。朱福炘在生活上律己甚严，决不沾公家之光，甚至杭州大学领导出于敬老崇文，多次考虑为他安排稍优裕的住房，也为他所婉拒。
朱福炘坚持“认真”、“清白”是一种原则性的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中，老知识分子常常要受到一些冲击。他宁肯承受各种压力，也不肯人云亦云，违心地去附和不正确的意见。这是朱福炘对党信任的一种表现，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在党的领导下，一切都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果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朱福炘心情舒畅，终于可以实践自己的崇高追求，他以83耄耋高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抱憾自己因年老不能再执教鞭，于是又做了一件“认真”的事：把平生积蓄的3万元与满满的一柜珍贵书籍献出来。他说：“我愿将毕生工资节余3万元，捐献给杭州大学作为教书育人奖的基金，聊补自己无力再上讲台之憾！”。这3万元奖励基金将激励广大教师去教书育人，这一柜书将帮助学者们去进行教学科研，更可贵的是朱老这一句情深意浓的肺腑之言将能使所有的人们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