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黄教授生平(1909-1999）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药理学家、医学博士、一级研究员(文职特级）、博士研究生导师周金黄同志于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二十一时二十分在北京溘然逝世，享年九十岁。
周金黄教授1909年6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1928年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央大学医学院，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1934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留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任助教。1935年7月至1936年1月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任药理学客座讲师，1936年1月至6月在德国佛莱堡大学药理学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后回到协和医学院药理科任教。1937年8月转至广州孙逸仙医学院药理科任主任副教授。1938年6月到贵阳医学院任药理学副教授，1942年6月应聘到成都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任药理学教授。1947年5月到武汉大学筹建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任代理院长、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1949年12月回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药理系主任、教授。1958年6月调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任药理学研究员，1960年5月任副所长，1963年8月任所长，1998年元月离休。周金黄教授从事科研与教学66年，成绩卓著，贡献突出，是深受我国药理学界爱戴和尊敬的著名药理学家。曾多次获得国家、军队等科技进步奖，荣获军队、中国科协、中国药理学会等颁发的荣誉证书及奖章，是迄今为止医药卫生界唯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科研项目“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的七位主要贡献者之一。1995年9月荣获中国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功勋奖”，1996年5月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委员会药学发展基金会“药学发展特别奖”，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科学技术一代名师”的荣誉称号。曾荣立二等功一次，曾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
周金黄教授热爱中华民族，热爱祖国。抗战期间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抗日医疗救护队，在原热河省与河北省沿线宣传抗日救国并从事医疗救护工作。毕业后开始从事神经内分泌学的研究，在当时国际学术界新开辟的学科领域脑垂体前叶生长激素、促甲状腺激素和促性腺激素的分离及生理和药理作用的研究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在此期间，他曾先后赴美国和德国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并多次随中国科学代表团赴苏联、英国等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也曾多次受到国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挽留，但周教授并没有为之所动，都毅然返回祖国，为祖国药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事业辛勤地工作和建设。在日寇侵华时期，祖国山河破碎，科研条件十分艰难，周教授离开协和医学院，先后到广州孙逸仙医学院、贵阳医学院等继续从事药理学教学与神经药理学研究，并协助蔡翘教授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成都分会，定期召开学术报告会，编印学会会刊，成为抗战时期后方主要的医学研究中心，为我国早期生理学和药理学科研与教学、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修复战争给医学教育与科研所带来的严重创伤，周教授于1946年回到家乡武汉市，积极倡议并协助武汉大学筹建武汉大学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几经努力和奔波，终于创建了武汉大学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周教授被聘任为代理院长，此后被聘任为第一任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为武大医学院和附属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为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教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重建药理科室，领导编写了药理学教科书，开始药理学教学及进修生、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周教授早在读大学时就对医学发展史报有浓厚兴趣，认识到祖国医药学在17世纪前(1578年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医药学，因此对祖国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爱。周教授亲眼目睹了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唯物论的诞生、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及现代医学基础的奠定和发展，萌发了借鉴西方医学发展祖国传统医学的思想。因此，周教授回到协和医学院后便开始从事中草药包括人参、五味子、甘草等的药理学研究，证明中药的临床功效基本上可以用现代药理学方法加以证实、补充和提高，从而也坚定了他在晚年从事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信念。
1951年，周教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医学化学毒剂的医学防护研究工作，任毒理专家组组长。他亲眼目睹并严正揭露了美军在朝鲜北方与我国东北地区多次施放化学武器及细菌武器的罪行，以谋求国际医学界正义人士对我国的广泛支持。他曾参加中国代表团赴民主德国、捷克和奥地利宣讲与揭发美国侵略朝鲜的罪行和新中国和平建设的成就，坚定了他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从事防化医学研究的决心。1953年，周教授同我国多名著名的医学家一道，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分析并讨论了当时我国军事医学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形势，受命从事防化医学研究的重任。1958年周教授毅然离开了自己多年来辛勤创建和领导的协和医学院药理系，带领部分跟随他多年的同事和学生，来到刚刚建立不久的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开始了防化医学的艰苦创业和研究。面对经验不足、缺乏资料和科研条件简陋的严峻现实，周教授本着求实创新、努力拼博的精神，积极组织并带领药物化学和药理学科研人员，组成攻关集体，在防化医学研究领域拼搏奋战了20余年，先后为神经速杀性毒剂、神经失能性毒剂和糜烂性毒剂等化学战剂的毒理学研究，以及抗毒剂的药理学研究作了大量工作，研制出多种抗 物和复方，并为我军培养了一大批从事军事医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为我国防化医学研究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我国防化医学研究领域的一代宗师。
周金黄教授热爱祖国传统医学，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先驱和奠基人。周教授早在协和医学院期间就开始从事中药药理学的研究，文革期间周教授参加了医疗队，先后深入到辽宁盖县和山西省夏县农村从事医疗工作。他用针灸和草药为当地农民治好了许多疾病，亲身感受到了针刺疗法和民间草药的奇效，进一步增强了他从事中药药理学研究的信心。周教授在1985年的一篇学术专论中写道：“我们有责任把我国古老的医药学的优秀传统哲理与现代医学的发展结合起来，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药理学，它将为21世纪国际药学的发展作出我们中华民族的贡献”。为此，在周老的提议和具体指导下，1985年十月在重庆召开了规模空前的“全国首届中药药理学术大会”，成立了中国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创办了我国中药药理学的代表刊物《中药药理与临床》杂志，并明确了专业委员会及杂志编委会“引导学术发展，促进学术交流，注重人材培养”的三大任务，从此，使我国中药药理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时期。每一次年会，他都不辞辛劳亲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引导中药药理学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迄今他参加每次会议的音容风貌，他讲话的-远瞩和谆谆教诲都深深活在我们的脑海里。周老自己还身体力行进行中药药理学研究，80年代初期年逾古稀的周教授即指导他的研究生开始了补益中药的药理学研究。他认为，中药补益药物的作用与增强和调节机体的生理防御机能的平衡具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补益中药的研究过程中，从免疫调节功能入手，与植化研究密切合作，先后对枸杞子、黄芪、淫羊藿、首乌、女贞子等的多糖成分进行了研究，系统阐述了枸杞多糖等的免疫调节作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研究的进展，周教授进一步认识到中医整体“阴阳气血平衡”理论及“肾”的功能与现代医学的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的平衡机能十分相似，这意味着传统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的结合。因此，周教授提出了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理论是中医整体思想的现代医学基础，是补益中药药理学研究的理论指导的学术思想。周教授与国内的同道们共同积极倡导加强中药复方的现代化研究，并在国内率先领导开展了中药复方的现代化研究。1995年11月在重庆召开的“中国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十周年庆典暨第五届全国中药药理学术大会”上，周教授在大会报告中重申了在中药现代化研究中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在中药现代化研究中五结合的学术思想。即1)中药临床药理学与基础药理学的结合；2)中药方剂药物化学与中药单味药药物化学的结合；3)中药化学与药理学的密切结合；4)中西医学理论的互补性与结合；5)中药研究与开发的结合。周教授的学术思想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誉，为我国中药现代化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使与会代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周教授在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学会工作，先后参加了生理学会、医学会、北京自然科学会等工作和活动，积极组织学术交流。1956年他参与筹建了中国生理科学会，截止1975年，一直担任学会副理事长。1978年周教授带领一批药理学工作者开始筹建中国药理学会，1980年学会正式成立，周教授当选为理事长，后任名誉理事长。1981年参加了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理事。1982年领导筹建了中国药理学会抗炎免疫专业委员会，当选为主任委员。1985年领导筹建了中国药理学会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当选为顾问。周教授在几十年的科研与教学生涯中，积极领导和参加学会工作，为促进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周教授晚年仍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曾多次在国际药理学大会上作学术讲演宣传祖国医学，周教授崇高的爱国热情、流利的英语和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充分展示了我国老一辈药理学家的风采，赢得了包括国际药理 合会主席Dorlery、亚太地区药理学会主席Rand在内等许多国际知名药理学家的高度赞誉和尊敬。
周教授十分重视培养和鼓励年轻人成才，他平易近人，完全没有大教授的架子，经常找年轻人谈话，热情接待每一位慕名而来的年轻来访者，激励年轻人树立献身科学事业、刻苦学习和努力成才的决心，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出宝贵的建议。周教授对科学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他的学生和许多年轻人，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药理学专业人才，其中许多已成长为国内外知名的药理学家。周教授团结全国广大的药理学工作者，尤其重视和鼓励研究条件薄弱和小单位的科研人员积极开展药理学研究，为我国药理学的学科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深受我国药理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尊敬，享有崇高的威望。
周教授崇尚为科学事业而献身，不计较个人得失，不为名利所动，数十年来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对学生也特别注重追求和献身科学事业、淡薄名利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培养。周教授是我国享有极高知名度的药理学家，曾经有若干制药企业愿以各种利益为报酬，期望利用他在药理学界的威望对其产品进行宣传或提供方便等，但都被谢绝。60年代初，周教授将自己多年来积攒的一万余元存款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近几年来，他又把自己所得的各种奖金和部分积蓄四万余元钱拿出来设立了“周金黄中
药研究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中西医结合中药现代化研究中作出成绩的青年科研人员。1997年7月，88岁高龄的周教授写下了遗嘱，其中写道：“我们夫妇数十年来勤俭生活之余，在银行存款尚有几万元可供老伴生活。她去世后，余下的钱也不分给子女后代。他们都已自立，生活相当富裕。我们这点钱也太少了，难以作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捐赠给中国药理学会中药药理学会，奖励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和中药开发方面的优秀工作者。”展示了周教授毕生追求和献身科学事业的崇高理想和高贵品质。
周教授毕生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和工作。他在晚年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前列腺癌、白内障、严重腰肌劳损等多种疾病，曾因前列腺癌和急性阑尾炎于1996年和1997年作过两次手术，但他意志坚强，乐观豁达，仍在为中药现代化研究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学习和工作，参加学术活动。同事们经常看到他的学生或家人用轮椅或三轮车推着他往返于去图书馆的路上。在80多岁高龄以后又先后主编出版了《RecentAdvancesinChineseHerbalDrugs》、《免疫药理学进展》、《中药免疫药理学》及《中药药理与临床研究进展》第1～4册七部专著。虽然他已退出了科研工作的第一线，但仍然关心着我国中药现代化的研究事业，关心着所在研究所中药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所的全面建设与发展。仍然积极为学术刊物撰写文章，并经常向研究所、室和许多学术团体提出建议，热情接待来访的与科研有关的所有客人，尤其是年轻的学者。数十年来，周教授始终如一、不知疲倦地学习和工作，他晚年绚丽的科学生命之光，宛如中药现代化研究道路上的一座灯塔，团结、引导和激励了一大批从事中医药学研究的学者为中药现代化事业而努力奋斗。
周金黄教授的逝世，是我国医药学界的极大损失，使我党失去了一名优秀党员，我国和我军失去了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和良师益友。虽然周教授已离开了我们，但他光辉灿烂的科学生涯以及对我国军事医学和中医药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和我国医药学发展史的丰碑上。他崇高的品德、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