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鸿勋，1912年生于河南省安阳县陶村一殷实之家。父亲陶奉先是这一带开明绅士，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意识，陶鸿勋从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在省城开封黎明中学读书时，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学校组织上街-，他积极参加，毕业之前，经地下党员李铁志介绍，加入共产党。1928年夏天，根据上级指示，陶鸿勋回到家乡，办学堂，一方面培养人才，一方面秘密发展组织，联系文教界的进步人士。
1932年，朱小庄村挂出了“启蒙小学”的招牌，由陶鸿勋的好友朱振干、乡绅荣景云、冯希尧出钱资助，陶鸿勋任主任教师。
1935年，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纪德贵来到安阳，召集陶鸿勋、田坤元、董庆民等人前去开会。会上，纪德贵宣布︰根据上级指示，中国共产党安阳县委成立，书记陶鸿勋，委员田坤元、董庆民等。会后，按照特委“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农民组织，开展以反帝反封建剥削为中心内容的土地革命”的指示，陶鸿勋辞去教员职务，来到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城西北部。从此，陶鸿勋的身影经常出现在众乐、彪涧、东灰营一带。他走乡串户，发动群众，秘密发展党员40多名，成立了三个支部，并组织了农民协会。
有一次，蔡村农民田志广，在自己地边起土护岸，遭到地主田振山的无理打骂。陶鸿勋带领农民协会20多名会员闻讯赶来，向田振山展开说理斗争，田慑于众怒，乖乖低头认罪，保证永不再犯。
下营村地主戚景田的羊群，经常啃群众的树苗，陶鸿勋听说后当即指示由农民协会负责，组织了“林约社”，公布了“护林公约”，迫使戚家赔偿了-家30多颗树苗损失，并补栽了30多颗树苗。
陶鸿勋见不少村里的贫苦老人死后无钱埋葬，只能纸衣席卷，有的只得向地主借0，弄得越来越穷。经过教育发动，在董王度
组织了由38家参加的“老人社”，无论谁家办丧事，均由各家出5斤小米和拿出1至3毛钱，共计190斤小米和10多元钱，基本上解决了埋葬老人借0问题。
1936年夏，根据冀鲁豫边区特委、创办报刊，扩大宣传”的指示，中共安阳县委决定创办《亚东报》，陶鸿勋任社长兼总。
没有资金，陶鸿勋除卖了自家的部分土地，又动员永和集的乡绅楚植模拿出70元大洋，楚良臣拿出30元，王献章拿出10元。《亚东报》旨在宣传爱国，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反动日本侵略，反映人民疾苦，问世后即受到人们的欢迎，供不应求。但同时也引起了当局的震惊和恼怒。
一日，国民党安阳专员方策召见陶鸿勋，责令他把报纸停下来。陶鸿勋说︰“敝报倡颂爱国，反对侵略，揭露黑暗，抨击腐败，这是报纸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既没有反对政府，又没有党派倾向，何罪之有?倘若专员强行停止，岂不是限制出版自由违反宪法?”
方策被陶鸿勋驳得无言可答，但还是气极败坏地说︰“好你个陶鸿勋，够灵牙利齿的，我不管你有多少理由，但你的报纸违背了地方政府的意图，就必须给我停下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以后，方策又几次因《亚东报》停刊问题召见陶鸿勋，陶鸿勋拒不执行。1937年夏，方策派警察局强行封闭了《亚东报》。
时隔两天，在由安阳专署操纵的《民声日报》，大肆宣扬了封闭《亚东报》的“赫赫战果”。但与此同时，油印新版《亚东报》又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揭露了安阳专署扼杀人民喉舌的倒行逆施，还刊载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共中央北方局宣言和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宋庆
龄等1700多个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内容。
气极败坏的方策把警察局长、特工队长召到专署，把一张油印的《亚东报》摔到了他们面前︰“瞧瞧吧，这就是你们的'赫赫战果'堂堂的警察局、特工队，能让一个小小的陶鸿勋从你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都0的混干饭吃啦?咱丑话说到头里，十天之内抓不到陶鸿勋，我撤你们的职!”
警察局长和特工队长面面相觑，满头冒汗，当即表了决心︰“十日之内保证抓到陶鸿勋，否则甘愿受罚。”
第二天，在安阳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对共党分子陶鸿勋的“通缉令”，形势异常紧张。当晚，报社职员师振东被抓到了警察局。
师振东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当警察局长向他表明供出陶鸿勋和《亚东报》的藏身地址，奖大洋10元，否则，老虎凳、辣椒水侍候时，他一下子跪倒在地。
1936年7月24日凌晨，陶鸿勋在永和乡王家口被捕。当押着他走到村口时，正巧踫上早起拾粪的村民王怀芝，于是便大喊“怀芝哥，快叫朱振干给我送衣服!”
陶鸿勋的好友朱振干一听王怀芝说完，早饭没吃便赶到陶村，给陶鸿勋的妻子送了信。妻子一听丈夫被捕，顿时抱住6岁的儿子哭成泪人儿。
“弟妹别哭了，我想鸿勋说的那样急，不一定光送衣服，恐怕还有他的那事，我瞧事不宜迟，你赶紧收拾收拾叫我去吧。”
一句话提醒了陶妻，于是，赶紧找了几件衣服交给朱振干。
在安阳暂押所，朱振干塞给看守两块大洋，便顺利地见到了陶鸿勋。看守闪到一边，让他们兄弟说话。
陶鸿勋接着衣服，小声对朱振干说︰“赶紧到陶春景家，把藏在神位后边的-销毁。”朱振干点头答应。这时看守进来了，朱振干大声地说︰“放心吧兄弟，陶(景春)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决不会有半点闪失的。陶鸿勋点了点头，感动得泪都下来了。
朱振干赶到陶景春家，见陶景春不在，只有0在家，便对她说︰“大娘，今儿个响午我在你家吃饭，中不中?”大娘说︰“咋不中?乡里乡亲的来了，不吃饭我还过意不去呢?”“那我给你两块钱，你去买点肉买点韭菜咱吃饺子吧”。陶母硬不收钱，朱振干硬给，陶母才乐滋滋地去买菜了。等她买菜回来，朱振干正好烧罢。
处理了密件，陶鸿勋放心大胆地和敌人周旋。
在国民党地方法院特别法庭上，法官提问了陶鸿勋的简历后猛然喝问︰“陶鸿勋，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
“我是开封黎明中学的毕业生，现任《亚东报》社社长兼总，不知道什么共党不共党。”
“可你的言谈行动已充分暴露了你的共党身份。”
“请问，我什么时候发表的言论，谁能证明我参加了共产党，你们又是依据什么说明我是共产党?”
“那你为什么发表反对-、拥护共党主张的社论，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是共党吗?”
“恰恰相反，本人衷心拥护孙中山
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我更热爱我们的中华民族。发表拥护抗日救国的社论，更是我爱国的表现，怎么能说爱国就是共党呢?”
“那你的报纸为什么专门宣传共党主张，只有共党分子才这样做?”
“本报代表人民喉舌，代表人民利益，在发表的社论中如果说有中共的抗日主张相吻合的地方就是共产党，那么九一八事变以后，安阳学生同全国学生一道，左臂缠有'抗日救国'的黑纱，--，难道都是共产党?宋庆
龄、何香凝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难道她俩也是共产党?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呼声，难道都是共产党?”特别法庭成了陶鸿勋的宣传阵地。
“住口，你这个共党分子，竟敢在法庭上造谣惑众!”法官暴跳如雷。
陶鸿勋不慌不忙︰“如果没有任何证据便凭空诬人是共党，那么，如果别人说法官先生你也是共党，你将怎样解释?”
法官被陶鸿勋驳得张口结舌，终因证据不足无从定案而被迫休庭，最后上交开封绥署。河南省高等法院对陶案仅因发表“抗日救国”偏激言论，而无“共产罪证”批“无以定案”驳回安阳。就这样，陶鸿勋于1937年2月6日被保释出狱。但由于县委遭到严重破坏，陶鸿勋和组织上失去了联系，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搜捕，到漯河《五卅报》社做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寇沿平汉铁路大举南犯，安阳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安阳古城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陶鸿勋虽然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信念，时刻听从党的召唤。为了响应“全民抗战”的号召，利用工作之便，动员南逃学生杨和群等人返回家乡，坚持抗战。他组织了“中华民族保卫团”，后扩展为“青年抗日救国会”。
1938年3月20日，陶鸿勋在临漳县柳园集召开了“青年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会上，陶鸿勋慨慷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由东北、河北烧到了我们的家乡，祖国山河备受蹂躏，漳河两岸的同胞残遭-。”他列举了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的残暴兽行，当场有好多听众放声大哭。
“同胞们，-奴的灾难已降到了我们的头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祖宗生下我们，是让我们做国家的主人的，不是让我们做-奴的!凡有血性的爱国青年，请拿起刀枪，加入我们的'青年抗日救国会'，拯救我们的民族，拯救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陶鸿勋声泪俱下，群众义愤填膺，当场就有4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由陶鸿勋任主任，赵景云任副主任，杨和群、楚良臣分别负责临漳、安阳两地的分会。
一时间，“青年抗日救国会”在漳河两岸点起了抗日烽火，他们到处张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有东三省”、“还我山河”的标语，宣传全国人民抗日的战果，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的主张。在北起临漳、南至汤阴、东自回隆、西抵安阳的大片土地上，到处都有“青年救国抗日会”活动的足迹。一批地方武装也自带手枪、自行车、马匹入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由原来的两个排60多人迅速发展到100多人。
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一部挺进冀南，协助地方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活动。陶鸿勋到冀南找到第三专署专员唐哲民，协商派一批干部到根据地学习。在5至10月间，“青年抗日救国会”共派出100多人分两批到冀南第三军区军政干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冀南安阳各军政部门工作。
8月下旬，为了配合八路军东进纵队打漳南战役，陶鸿勋只身来到崔家桥大土匪王自全的驻地，动员他参加抗日。王自全和陶家有故交，当年王自全落草为匪后，曾被东三区自卫团团长李台抓获并决定处死，后经陶鸿勋之父陶奉先老先生担保方将其释放，这种救命之恩使得陶鸿勋胸有成竹。
王自全在听了陶鸿勋讲的抗日道理后，决定率领全部人员投向东进纵队，并和陶鸿勋结拜成把兄弟。但时隔不久，王自全受不了八路军的纪律的约束，便又脱离纵队重回崔家桥当他的匪司令。
11月，曾在陶家住过一段时期的地下党员王维
刚率八路军先遣三大队进驻临漳，约见了陶鸿勋，对他出狱后虽失去组织联系但仍然积极为党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当即同意中共临漳县委重新解决了他的组织问题。历经艰难奋斗不息的陶鸿勋又重新回到了党组织的怀抱，不禁热泪滚滚。
12月，在太行第四游击队司令纪德贵的领导下，动员了大批工农群众，建立了隶属于该部的第三、第四大队，陶鸿勋任三大队队长。
陶鸿勋真不愧是个难得的人才，他指挥的下柏树战斗，一举击退了日伪军300多人的进犯，毙伤敌伪20多人，缴获机枪一挺，三八式步枪10多支。之后，他又调任第四大队教导员。为破坏日军军运，他们扒铁路、埋0、搞袭击，弄得日军胆颤心惊。
1939年春，匪首王自全投降了日军，被封为“剿共”第一路第一支队少将司令。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土匪头子要在崔家桥召集民众大会，公开宣布投敌。陶鸿勋得知情况后，决定置生死于度外，亲自到场和王自全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向民众揭露这个土匪汉奸的真面目。
王自全对陶鸿勋的不请自到有些不悦，但碍于把兄弟的情面，安排他坐在台前。
会上，王自全要民众献出金、银、铜、铁、棉花等战略物资，支持“大东亚-”，说什么这是为了“中日亲善，东亚共荣圈……”
王自全正讲得洋洋得意，陶鸿勋挺身登台，说︰“本人有幸参加了今天的盛会，并听了王司令的讲话，真是十分荣幸，百感交集。谨对司令的讲话加以补充说明；皇军早在日俄战争中荣获'劲旅'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最近在平型关战役中千人完蛋，尽忠天皇去了；在阳明堡机场，一夜之间24架日机'光荣'起火；在晋北忻口战役中，2万皇军尊贵完蛋，还有去年的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这就是皇军的所向无敌。同胞们，他们所谓的'大东亚-'就是把我们的大好河山变成第二满洲，变成太阳旗下的附庸国。把我们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变为昭和天皇陛下的顺民……”
在陶鸿勋讲话时，王自全、琚同珍等人气得脸色由红变紫，由紫变青。台下听众先是茫然不解，继而恍然大悟，死气沉沉的会场顿时变得活跃起来。
陶鸿勋声调更加高昂︰'同胞们，皇军在平汉线进攻中，更是对我同胞枪刺刀砍，血肉横飞，机枪点名，尸横遍野。在我安阳城
乡，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悲剧，尸满北马道，血染西营坑，所以，我们不能再束手待毙了，拿起武器，参加八路军，奋起反抗吧!”
这时，会场迸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恼羞成怒的王自全面露凶相，恶狠狠地说︰“好小子，你敢拆我的台，咱走着瞧!”便愤愤地离开会场。
1939年2月，根据国共两党在安阳地区以漳河为界的协议，八路军东进纵队奉命转战漳北，安阳东部的抗日政府同时撤消。党组织、救国会等抗日组织全部转入地下。不久，安阳东部再次沦为日伪统治区，王自全成了这一带的土皇帝。于是，他选派爪牙琚宜祥等10名黑枪手，开始了“刺陶”的罪恶计划。
1939年4月30日，是陶村集贸大会，久未回家的陶鸿勋上午回了一次家，本要拿几件衣服就走，怎奈妻儿苦苦相留，才答应吃过午饭再走。吃过午饭，一算命先生登门，缠着要为陶鸿勋算命，正在这时，一帮人闯进家门。
“鸿勋在家吗?”
没容陶妻反应过来，他们便闯进里屋，对准陶鸿勋-数枪。一代抗日英杰陶鸿勋，为人民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牺牲时年仅27岁。
来源：中华英烈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