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贻德教授，字永善，191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市。1931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1940年获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博士学位。194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留学。1947年回国，曾任上海普慈疗养院(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医务主任，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浙江医学院教授等职。1951年在上海同济医院首创了神经病专科病房。1960年以后，组建了安徽医学院神经精神科及安庆地区医院神经科，先后受聘于南通医学院、安徽医学院、皖南医学院等高等医学院校，并担任皖南医学院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安徽省分会副会长等职。担任《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编委，《临床神经病学》、《国外医学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分册》、《临床误诊误治》等杂志顾问。1978年作为科技界代表应邀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大会，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40年刘贻德教授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时值抗日酣战，国家存亡之际，先生背起药箱，开始了艰难的行医生涯，漂泊于滇、黔、川等地。抗战胜利后，先生回到上海，受聘于当时华东最大的精神病院－上海普慈疗养院(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作为唯一的医生受聘，开始了神经精神病学的探索。本着济世救人之心，先生酷爱上了精神科，也酷爱着精神病人，于是决心远渡重洋深造。1946年先生赴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留学，师从世界著名的神经病学家格林(G..Guillain）教授攻读临床神经病学，后在法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德莱(J.Delay)教授指导下钻研精神病学，撰写的论文《苯丙胺休克对精神0症抽象思维的影响》被其导师德莱教授于1950年出版的专著《精神病学临床生物学法则》引用。先生还曾师从日内瓦大学的德.阿胥黎盖拉(DeAjuriaguerra)教授，致力于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重叠领域的研究，成为教授一生的钻研方向。1947年10月，先生荣获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脑病与精神病学讲座外籍助理职称。
怀着拳拳赤子之心，1947年刘贻德教授学成回国。不久，担任了上海市普慈疗养院医务主任，建立正规病历，明确医疗规范，培养了数十名医护人员，堪称中国现代神经精神科的开山鼻祖之一。先生常引先哲之言：“没有爱心则不识病人之心”。正是先生的耐心、爱心与细心才换来精神病患者康复后的笑容。对于经久不愈者，有人欲置之”死地”，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筱加斥责，未使病人获救，先生终身有愧，时时自责。
刘贻德教授诊疗疾病水平之高，令人叹服，对一些疑难病例往往能独辟蹊径，语破天机。在当时无CT、MRI的条件下，许多颅内病变，脊髓病变全靠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能做神经系统定性、定位诊断，让后辈望其项背而莫及。先生治学严谨，注重基础知识，掌握概念力求明确无误，在繁忙教学之余，于1955年撰写出版了当时我国十分希缺的《临床实用神经解剖生理学》。他常说：“临床医学治病救人，不是时装表演，今朝这个模式，明朝又换个花样。虚而不实，不经考验。”他历来主张只要诊断正确，治疗妥善，就是好医生。欲求诊断正确，治疗妥善，临床检查务必周详。请求检验验证也要有的放矢，漫无边际的“撒网式”检验，智者不取，也反映临床医生无能，何况任何检验均有可能出现误差。临床医生具备辨证逻辑思维，判断病情或可减少失误。治疗不仅针对患者病症，要全面兼顾，因人是一整体，局部将影响其它器官或其它系统的治疗。这是他在临床教学中经常告诫学生的语言。
刘贻德教授精通多国语言，讲课十分精彩，措辞严谨，才华横溢，旁征博引。凡是听过先生讲课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先生不随波逐流，不迷信权威，针对世俗对精神病人的偏见，伪学者搬弄反射学贻误青年，以及上世纪50年代的感应性精神病，鼻吸-治疗癔症等问题，他不畏权势，不顾个人得失，严加斥责。并自费印刷了《精神病学临床讲义》，以严谨的科学态度阐述了精神疾病的临床表现。该书成为我国最早的系统阐述精神病学的教材之一。虽然因此在文革中遭受破孩，备受坎坷，但他说：“权势何所畏，学阀何所惧，是医生就应该维护患者权益，是科学工作者就应该维护真理。”先生对神经医学史也颇有研究，寻根探源，是其治学要求。在纠正某些观点流传失误、曲解先贤学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和独到的贡献。在1976年“散发性脑炎”作为特殊疾病的专用“病名”，先生就已认为欠妥，而后竟见于大学教材，遂与夏警予先生(注：夏警予先生为刘教授夫人，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合作论文，于1985年对“散发性脑炎”提出质疑。他1954年曾撰文介绍“刘永纯综合征”，1977年又由夏警予教授详加阐述，神经病综合征以国人命名者仅刘永纯一人，迄今近80年，国内外专业名著无不推崇。近年，先生又对精神医学界的抑郁症的某些问题，多次发表文章，与同行一起探讨，提出重新认识。
先生已是耄耋之年，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行动矫健，话语间依旧慷慨激昂，豁达乐观，依稀可见先生当年风采，一派大师风范。追及“文革”遭遇，先生一笑置之。对学术的追求，先生从未放弃。改革开放后，科学迎来了“百家争鸣，白花齐放”的春天，先生越发老当益壮，笔耕不辍，与夏警予先生合著了《高级神经活动的症状与诊断》一书。先生虽近九十高龄，还常诊治慕名而来的疑难杂症患者，为他们解除病痛，亲自记录病历，先生写得一手好正楷，方方正正，一丝不苟，如先生为人，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医家的一个典范。
2010年3月5日凌晨在安徽省芜湖市驾鹤仙去，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