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林(1918-1940）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第2支队政治部主任。
他自幼好学，1930年考入北平崇德中学读书。原晋察冀军区冀东第二支队政治主任北京人一九三八年入伍中共党员一九四〇年牺牲于遵化县南营村。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北三省，继续向华北入侵。1935年5月，国民党当局先后与日本达成《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把冀察两省大部分主权出卖给日本。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姜林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抗日反蒋斗争中。在1936年12月12日北平发生的抗日救国大- - 中，姜林担任- 队伍与学生会的联络人，来往奔波，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分配给他的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各界掀起以支援二十九军抗战为中心的抗战高潮。姜林组织学生冒着敌人的炮火到前线慰劳抗日战士和救护伤员的活动。
天津失陷后，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各大学以及社会名流、上层人士纷纷南下。这时平汉铁路不通，永定河岩已有日军布防。中共北京市委决定，除指派部分党员、民先队员、进步学生参加平西游击队外，其他撤离人员一律经天津由海中路南撤。党组织决定陶声垂(娄平）、王家杰、岑铁衡(姜林）留在北平，并组成北平城市工作委员会，陶为书记、姜林为中，分管工人工作。按上级指示，委员会作了些联络党员和“民先”队员的工作。在1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向解放区输送了不少党员、“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有时，还设法搞到- 和日伪军事情报，转送到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由于“民先”基层组织中个人的大意，使部分组织遭到破坏，中共党的基怪组织也受牵连。当时，“民先”党团书记都被敌人逮捕了，而且，受破坏的东围有继续扩大的危险。面对这十分危急的情况，城市工作委员会当机立断：姜林等人分头了解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和可能牵连的范围，通知有被捕危险的人火速离北平和原住处。
在做这项危险性很大的工作时，姜林十分机警。一次，他到一所小学去了解情况，风推开教员办公室的门，两个穿黑色制服的 厉声问：“找谁？”
姜林知道这里出事了，他灵机一动，不慌不忙地说：“给老师们送戏票来了。”“票呢？”“这不是嘛！”说着，他把事先准备好的3张戏票递给 看。
抓过戏票翻过来掉过去了看了又看后，才把姜林放走。
接着姜林又到一个姓蒋的工人家去了解情况，也碰上 在那里守候。刚叫开门，一个 便用枪口对准姜林的胸膛，喝与问：“找谁？”
姜林机灵的沉着地反问：“姓李的是住在这吗？”
“找姓李的？” 歪着脑袋，眼里射出凶光，故弄狡狯的说：“是找姓蒋的吧？”
姜林不紧不慢地说：“我找23号，姓李的！”
“妈的，你瞎了眼，这是32号！”
姜林抬头看了看门牌，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道：“对不起，把门牌看错了！“说着，转身不慌不忙地走了。
由于大多数被捕的同志坚贞不屈，和姜林等人采取紧急措施，所以，受破坏的范围没再扩大。该做的事做完之后，按事先安排，姜林和娄平离开北平，分头去天津。
他们到天津后，把北平工作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考虑姜林等人原来都搞过公开工作，不宜在北平长期，决定派他们去冀东游击区工作。
1939年7月，姜林奉命到冀东。当时，挺进冀东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回平西根据地，只留下陈群
、包森、单德贵3支游击队，共300余人，分别在冀东东部、中部、西部活动。随四纵队向西转移的抗联队伍，中途受摧，抗联副司令李运昌从西撤途中返回冀东迁西县柳沟峪时，身边只剩下130人。经收拢失散人员，队伍发展到千余人，分散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坚持游击战争。这时，全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从武汉前线回师华北，向八路军游击根据地疯狂围攻”扫荡“。
姜林到冀东后，被派到包森支队担任政治主任。包森支队是一支英勇善战的抗日队伍，支队长包森智勇双全，敢打敢拼，威震敌胆，人们赞誉他是中国的夏伯阳(苏联卫国战争是的著中英雄）。姜林到部队后，以极大的热情深入到战士和群众中，很快适应了新的工作环境。他待人诚恳，和蔼可亲，工作既扎实又细致，给游击队伍和当地群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成为包森的好助手。姜林长的象个白面书生，在当时需要保密的情况下，大家在背后用“白脸”和“黑脸”分别称呼他和包森。
在冀东抗日斗争形势陷入低潮之际，姜林和包森支队战士们，在包森的指挥下，项勇的转战在长城内外，以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为主要形式，紧密依靠群众，巧妙的运用奇袭、奔袭、强攻等多种游击战术，灵活转移，相机出击。干部战士士气高昂，打了许多漂亮仗，攻克了数十处敌人据点，歼敌数百人。
1939年青纱帐季节，分散活动在冀东各地的游击队都活跃起来，游击区域逐步扩大。为了提高游击队伍和地方干部的素质和政治水平，1939年秋，根据冀热察区党委和挺进军司令部的决定，冀东部分部队和地方干部到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包森支队和少数游击队留在冀东坚持。
整训认伍西去后，日伪军开始对冀东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包森支队再度陷入困难间地，包森和姜林只能分散隐蔽活动。
1940年初，冀东地区抗日斗争形势逐渐从低潮的谷底中走出，开始出现新的转机。1月1日，冀东区党分委在遵化县阁老湾村召开了第一次分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冀东分散的游击武装统一整编为九个游击总队，由以李运昌为司令员、包森为副司令员的挺进军十三支队司令部统一指挥。会后，包森率部赶盘山，开辟瓣区，并主持西部的军事工作。姜林到第七游击总队任政治主任，随李运昌司令员和七总队长耿玉辉开辟鲁家峪根据地。
鲁家峪地处丰润、玉田、遵化3县的交界，是一个很大的山村，周围达30平方公里，中心村鲁家峪有400多户人家，另外还有东峪、西峪、北峪等10多个山村，峰环谷绕，地势险要，号称“九沟十八峪”。耿玉辉和姜林率七总队先行进入鲁家峪后，首先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东峪首富、原民团头领刘玉黎，继而广泛做上层人物工作，使他们接受了党的抗日主张。
姜林和耿玉辉率七总队起初住东峪，后来转至上、下寺小西北沟。他们深入群众，广泛宣传抗日，经常召集干部、群众在山腰沟畔的火石洞里开会，耿玉辉和姜林等干部分别给群众讲形势和任务，提高了抗日的信心。在此基础上，他们因势利导，相继建立了报国队、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并建立了党团组织和村政权，树立了抗日群众的优势。
鲁家峪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后，他们在李运昌的指挥下，以鲁家峪为中心向西、向北发展两大片游击区。1—3月份，相继建立了遵化县抗日政府、丰玉遵和迁(安）遵(化）兴(隆）联合县政府。为发展扩大冀东游击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英勇牺牲
1940年3月10日，耿玉辉、姜林等康七总队在遵化县城南下庄开完会后，傍晚驻进遵化城西南部的南营村，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战士们帮助群众挑水、劈纵横驰骋、扫地，村里的年轻小伙子和战士们边干边说、边笑；妇女为战士烧水做饭，缝补衣服。吃过饭，军民拉嗑拉到深夜，村里才渐渐静了下来。这时村里的两个汉奸偷偷地跑到平安城日军据点报信。日军小队长南木到听这个消息，立即联络了遵化、唐山等10多个据点的日伪军于次日指晓民围了南营村。
太阳刚露头，战斗就在村东打响了，一中队在耿玉辉的指挥下，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有两个班追着敌人打，冲出了包围，火速转移到遵唐公路以东的疙瘩坨村，准备打接应。村西的敌人由南木督战，在机枪掩护下冲进街头，落入我埋伏圈，击伤了南木，敌人拖着几具尸体退了回去，村北日伪马队遭我机枪射手居高临下阻击，直打得人仰马翻，不敢上前；村南的敌人是坐汽车来的，先头两辆汽车刚进村头，被我居高临下地集束手 炸着了火，车上敌人大部被歼。
战斗整整进行1天，敌人的多次冲锋均未得逞。傍晚，敌人由唐山、天津、通县等地调来援兵，向村中强攻，并放火烧房，片刻工夫，村子四周浓烟弥漫，烈火熊熊。在万分紧急关头，耿玉辉、姜林、阎祖皋等总队领导人，沉着果断，顽强的指挥战斗，并派出部分战士组织群众抢救伤员，掩护群众转移，以敌人武器弹药、补充队伍。
天渐渐黑下来，敌人仍然不停地组织冲锋。激战中，姜林在指挥作战时，不幸被敌人的炮火击中，胸部和腹部负重伤。牺牲前，他嘱咐护在身边的人，要与敌人拚到底，宁死也不当俘虏。
姜林牺牲后，耿玉辉指挥队伍连夜突围，为了寻找姜林烈士的遗体，耿玉辉率部三进三出南营村。
战斗结束后，遵化县左阳庄的一个姓张的农民，把姜林的遗体掩埋在他家的田地里。解放后移葬于唐山冀东烈士陵园。
优秀的共产党员姜林，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把热血洒在了冀东的大地上。他的英名和业绩，将永远镌刻在冀东革命历史的丰碑上。
荣誉称号
2020年9月2日，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