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略益，1909年11月7日生于湖北省阳新县国和乡蔡贤村贾家山。贾家山青山环抱，风景如画，是个美丽的小山村，全村只有20多户人家。父亲蔡艳修，是位教书先生，秉性耿直，极富正义感，颇受当地民众的尊敬和拥戴。母亲彭氏，待人真诚，心地善良。蔡略益为长子，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一家数口，仅有薄地数亩和一幢连山的土屋茅房，生活十分清贫。
蔡略益孩提时代，曾在本村读过三年私塾，后随父读经馆。由于他勤奋好学，进取心又强，故学习成绩常常名列前茅。受父亲的影响，他自幼性格刚毅坚强，爱打抱不平。
1926年2月，在武汉求学的青年学生、地下党员黄美钦、段华风回家乡凤山地区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
先生的新-，秘密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凤山党支部(驻三溪口)。在党的领导下，凤山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在党和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年少志高的蔡略益于1927年初毅然放弃学业，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他不畏严寒，跋山涉水，走村串户，积极做好农民们的宣传发动工作。当蔡贤村农民协会成立时，他被会员们推举为宣传委员。是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叛变革命。一时，大江南北，富河两岸，笼罩在严重的-之中。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蔡略益仍然冒着生命危险，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坚信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工农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1928年夏，中共凤山区委恢复成立，书记彭裕霞。在区委的领导下，凤山地区的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了。由于蔡略益在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斗争中立场坚定，态度坚决，成绩突出，经共产党员伍茂光和彭振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蔡略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蔡贤村率先成立了赤卫队，他亲任队长。不久，随着凤山地区赤卫队的迅速发展壮大，蔡略益调任凤山区军事委员。
1929年春，国民党阳新县政府捐税局长舒逢时带着狗腿子到大凤区(1928年10月，由大畈区和凤山区合并而成)向老百姓横征暴敛。蔡略益与县游击队派回大凤区的明安楼一起，率领手持长矛、大刀、土铳的赤卫队员，夜袭了捐税局长住所。舒逢时大惊失色，慌忙带着随从鼠窜而逃。这一斗争，极大地振奋了大凤区广大农友的革命热情，要求加入农民委员会(后又改称农民协会)、“四抗”委员会和赤卫队的人与日俱增。
1929年秋，阳新全县组织的赤卫队约有数万人，但指挥不能统一，训练缺乏。县委遂开办军事训练班，加紧培训军事干部，再把这些受了相当训练的人分派各乡，负责教练赤卫队。蔡略益参加了军事训练班的培训，考核成绩优秀。是年底，县委决定对全县用旧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赤卫队实行统一编制，全县为一总队，每区为一纵队，每纵队根据人数多少编为若干支队。蔡略益任凤山支队支队长。
1929年年关，鄂东南各县普遍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绝大多数农民无粮过年。据此，大冶中心县委决定开展“年关斗争”。1930年1月19日夜，凤山赤卫支队同其他赤卫队配合红五纵队攻打阳新县城。时值隆冬，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路滑难行。经一夜急行军，部队于20日中午抵达城郊，并立即发起攻击。国民党守军邓英部一触即溃，弃城逃窜。红军和赤卫队进城后，烧毁了县署，救出了被捕同志和群众数十人，没收了豪绅地主的财物，并全部分给了贫苦民众，使大家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年。
1930年3月18日，是北京三一八惨案四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可歌可泣的日子，红五纵队党委和大冶中心县委决定开展“三一八”武装大-，进一步歼灭各县的反动武装。3月26日，蔡略益带领凤山赤卫支队，再次配合红五纵队攻打阳新县城获胜。此仗，缴枪80余支，俘敌百余人。
1930年7月，中共鄂东特委(1930年5月成立)根据中部军区关于“鄂东成立红军独立第三师，在大阳一带成立第七团，江北准备成立第九团”的指示，以阳新游击大队为基础，以红八军留守处的干部为基干，加上阳新、大冶、通山、鄂城等县赤卫队的骨干力量，在阳新大凤区之太平地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第七团，团长刘振山，副团长蔡希贤，政委郭子明。蔡略益参加了红七团，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并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
1930年12月，武汉行营代主任何成浚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围剿”，对鄂东苏区也发动了进攻。12月9日，国民党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向黄颡口发动攻击。红七团在刘振山、郭子明的指挥下奋起反击，重创敌军。11月，武汉行营急令四十四师萧之楚部的第二五九、二六○两个团，以及机枪连和迫击炮连，由副师长华文选率领增援黄颡口。根据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为保存力量，红七团和赤卫队便主动向大王殿、白沙、三溪、龙港转移，诱敌深入，寻机歼敌。
1931年1月30日夜，天下着鹅毛大雪，红军官兵不畏冬夜的严寒，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由龙港出发，奔袭驻沿埠头的国民党郭汝栋部第二旅第五团。31日天色微明，红七团已进抵沿埠头街口，在数千赤卫队、游击队员的配合下，立即发起猛烈的攻击。这时，敌人尚在睡楚之中，被打得措手不及。战斗仅两个小时，第五团几乎全部被歼灭。在这次战斗中，击伤敌副旅长一名，击毙敌团长袁帮铨，生擒反动民团团长佘召台，俘敌官兵260余名，缴获长短枪400余支，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一门，子弹数千排。
沿埠头大捷，使敌军惊恐万状，为之丧胆。沿埠头大捷，使红七团军威大振，战斗力增强。蔡略益作为红七团的一名连长，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受到红七团的表彰。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一结束，为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机关的安全，蔡略益被调任阳新县警卫营营长。蔡略益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健全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保安防范措施。他工作吃苦耐劳，作风深入细致，不管刮风下雨，坚持查岗查哨，确保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安全和正常工作秩序。
1931年8月14日，鄂东南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成立鄂东南警卫团，由蔡略益任政委，黄光台任团长。同月，中共湘鄂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召开。大会决定充实红十六军的力量，于1932年1月，对红三师实行改编，除留下少数军政干部外，红三师全部改编为红十六军第九师第九团。红三师政委郭子明调任红十六军参谋长。
红三师改编后，1932年1月鄂东南道委改名鄂东道委，加紧“扩红”工作，为重建红三师积极创造条件。1932年5月8日，新成立的红三师在龙港宣告成立。师长张焘，政委叶金波，副政委蔡略益，政治部主任张向明，参谋长童友军。下辖三个团，全师4000余人，枪3000余支。
1932年6月，蒋介石对各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武汉行营调集了郭汝栋的第二十六师，刘夷的第三十二、三十七旅、新七旅，谢彬的新编第十师和袁英部等共30个团的兵力，进攻鄂东南苏区。
反“围剿”斗争一开始，红三师仍采取“集中兵力，避实就虚，打敌弱点，各个击破”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速决战，打歼灭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7月10日，乘通山驻敌谢彬部率先向阳新龙港进攻，通山县城守备比较空虚之机，红三师和红十六军相配合，攻打通山县城，并派一个团埋伏在通山至咸宁的要道两旁，以断敌退路。当红军向通山县城发动猛烈攻击时，守敌不支，急向咸宁方向逃窜，正中埋伏，全部被歼。是役，毙敌700余人，俘敌官兵9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四挺。7月16日，红三师和红十六军乘胜分别攻打咸宁之官埠桥和马桥之敌，均获大胜。红三师俘马桥之敌营长二名，毙敌营长一名，仅敌团长幸免，俘敌300多人，缴获机关枪15挺、驳壳枪30支、子弹二万多发。7月29日，红三师、红十六军合攻武宁横路，毙敌连长三名，俘敌百余人。
上述几次战斗的重大胜利，使国民党武汉行营大为震惊，立即调派新七旅、第三十七旅、湖北保安师、第二十六师等部，分三路向鹗东南革命中心——龙港发起进攻，并于10月4日占领龙港。但此时，鄂东南党政军机关已安全转移到了沙洲店。
龙港失陷后，红三师转入敌后打击敌人，连续取得了燕厦森家铺、洪下源、柯乐园、太子庙、官埠桥数次胜利，巩固了鄂东南苏区和恢复并创造了一些新苏区。
1933年3月18日，红三师奉省委命令，抵达江西万载的玄村，与全省红军集中行动，在万载小源之株木桥打垮了敌彭仁部三团及济阳保安团，歼敌1000余人，缴枪1000多支。5月中旬，红三师返回鄂东南。5月23日，进攻咸宁官埠桥之敌二十二师第三营，获全胜。7月，红三师东进阳新、大冶，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与敌徐源泉部一个团大战石灰窑，重创敌军。至此，敌人长达一年多的第四次“围剿”被英勇的苏区军民彻底粉碎。
1933年10月，鄂东南道委在通山石门召开执委扩大会议，红三师张焘、叶金波、蔡略益等主要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部署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2月，红三师在燕厦之战失利后，道委决定红三师、赣北师(后改称红一师)、河北师(后改称红二师)进攻木石港之敌新七旅李宗鉴部。1934年1月，三支红军部队和当地赤卫队一起，将敌分割包围。赣北师首先攻占何子恕，接着河北师攻占了湖田畈，然后三支红军队伍合击木石港之敌，获得全胜。这一仗，计计炸毁敌碉堡13座，歼敌一个团另三个营，俘敌800多，缴获长短枪1200余支，机枪20余挺，收复并发展了木石港及其周围苏区。
木石港战役后，红三师负责人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没有遵照道委决定向瑞昌、武宁发展，而是就地休整七天，后向黄沙转移。在此期间，国民党第三纵队司令陈继承速调第二十六师、新四旅、第三十七旅及新七旅残部集结在阳新紫荆山一带，布下埋伏，以待红军。当红三师在排市北渡富水河向黄沙进军途中，在紫荆山附近的王文
驿遭敌伏击。红三师仓促应战，损失惨重，蔡略益被俘。
蔡略益被俘后，关押在大冶监狱。敌人因捉到了红三师的副政委，反动气焰极为嚣张。他们一面上报领赏，一面组织“法庭”审判，妄图从蔡略益口中得到党和红军的机密，做着他们升官发财的黄粱美梦。
敌人在软硬兼施全落空，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1935年5月23日，将蔡略益杀害于大冶的官山脚下。蔡略益牺牲时年仅2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