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1807—1881年） 字稚圭，一字子襄，九江下西太平约人。因拒入都市而长期执教于九江，热心桑梓建设，世称“九江先生”。5岁入塾。7岁作诗。13岁在里人曾钊携同下到广州谒见两广总督阮元，应命作《黄木湾观海》诗，受到阮元以“老夫当让”相夸奖。18岁肄业于广州羊城书院，接受山长谢里甫学字八法的理论。22岁参加乡试。26岁再进广州越华书院深造，所作《新松》诗中有“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之句，以含义非凡，语惊四座，山长陈莲史为之吟赞再三。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时41岁，成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道光二十九年春，只身北行，在晋候缺两年多，其间曾负清廷命，单骑解谕，赴晋北漠南平息了蒙古扎萨克贵族与边民因耕租发生械斗事。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任襄陵县令。县有平水，是灌溉襄陵和临汾两县田地的河流，常因抢夺用水构成纷争，讼官多年，未得解决。次琦到任后，通过调查咨询，得知豪强霸水居奇所致，形成有水无地，或有地无水。于是定下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制度，实行官府按田亩征粮，按田亩供水灌溉。并会同临汾知县一起查田定水，划分灌溉范围，设立严格的管、供水和开关水闸的制度，配备专人管理，以保证农田用水。经过这一番整顿，既平息了两县历来用水的纷争，又使水田增至3.04万多亩，地得水利，民风也变，县人立碑称颂。襄陵县属平阳府，平阳总兵平素恃势凌人，要征调襄陵人充兵役到200多里外的吉州，次琦因考虑赴役沿途艰险，容易激起民变，顶住了总兵的调令。次琦为了劝学兴教，修邓伯道祠为教学之所，以邓攸舍己为人的精神教育当地人，并颁布读书日程，亲往执教，县试时亲自批阅考生试卷，数夜不眠。考生中成“秀才”者52人，按惯例需向县学交纳“棚规”钱，次琦认为不合理，不许收受，并在县学门前刻石立碑，宣告取消“棚规”。次琦与县民相约，凡有事可随时到县衙击鼓，不论早晚，闻鼓声即升堂办案，并规定告状无须一定手续和形式，书面口头均可。平时走出县衙访察民情，只带驴夫、书吏和役卒一人随行，携备干粮自用。遇有拦路投诉，就近借来台椅，坐在路旁办案。在县内创保甲，罪同姓结婚，追社仓二万石。以上措举，襄陵人多感次琦施政之惠，去任之日，县人夹道相送，城门为之堵塞。去后四个月，县建祠立碑供奉，以志不忘。
咸丰五年（时48岁）引疾南归。咸丰八年，讲学家乡九江礼山下，垂20余年，来学者日众。次琦讲学，注重道德和气节的培养，认为明末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是可行于天下的气节之作。他指出，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明理的目的又在于处事，从而使学生能够“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他主张在学习内容上要尽可能全面，限除汉学、宋学间的门户之见，归宗于孔子，必须把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和辞章之学都列入必读科目，不可偏废，力求融汇贯通。次琦对清政腐败，风俗颓弊，甚为愤慨。平生讲学，以振俗为己任，每谈及时政，常以纸扇击案，痛斥其非。同治初，特旨召用，婉然辞谢，表示弃绝官场。粤中大吏屡聘他主讲学海堂，均辞不就。他教门人摒弃虚名，尝谓“文章不关学术政治之大，则不必作”。他在一首 战争纪事诗中直斥琦善“-通番贼，天津起祸胎”。又在另一篇论文中指斥对外妥协、签订《烟台条约》的李鸿章为“身系安危，先自屈辱，损中国之威，长夷虏之气”。光绪七年（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请以耆年硕德赏加朱次琦五品卿衔。是年十二月十九日病逝，终年75岁，家无余
财，门人醵金治殓。据光绪三年答门人问著述，著作有七：一、国朝名臣言行录；二、国朝逸民传；三、性学源流；四、五史实征录（录宋、辽、金、元、明）；五、晋乘；六、效黄梨洲《明儒学案》论国朝儒宗，书名未定；七、纪蒙古事。病发后，知难完稿，尽把撰述毁于火中。门人简朝亮集其诗文，成书10卷，名《朱九江先生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