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祖胜，1927年12月19日出生于湖北省汉阳县。他父亲余桂喜早年离开江西湖北老家在汉阳兵工厂做工，曾参加过二七大-。余祖胜出生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工人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35年长江中上游闹水灾，汉阳兵工厂停工，工人没有工资，余祖胜两个弟弟在饥病中夭折，父亲只好带着他回到故乡湖口。
1936年，进入私立道生小学读书。一年后抗战爆发，学校被国民党军队作了伤兵医院，他只好进“贫民夜校”学习。这所夜校是由进步知识分子周老师夫妇办的，每天晚上，作为课堂的酒曲作坊总是挤满了穷孩子。周老师教大家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教唱《大刀歌》，传授折纸工艺。余祖胜与周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因宣传抗日思想，周老师被警察抓走。余祖胜为周老师愤愤不平，十分痛恨警察。他邀了几个工人子弟，每天晚上偷偷地用石头掷警察，并唱起自己编的儿歌：“黑良心，真可恶，抓走先生，不准上学；同学们，要记清，半夜起来打黑良心!”警察被打得鼻青脸肿，却又无可奈何。
1938年下半年，战火烧到了武汉三镇，国民党政府和一些重要工厂先后搬到重庆。余祖胜一家也随厂并入了在重庆的第二十一兵工厂，余祖胜进了厂子弟学校三年级。一年后，余祖胜才12岁，他见身体虚弱的父亲和14岁的哥哥在厂里做工，虽然劳累不堪，却难以维持家中生活。便主动要求辍学，进厂当了童工。
1940年日军多次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余祖胜的七弟在一次轰炸中失去了双眼，父亲也因积劳成疾于1941年含恨去世，才1岁的八弟-送给了别人。
童工的生活凄苦异常，每天做工12个小时以上，还时常受打骂-，许多童工死于肺痨。在这种环境下，余祖胜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不倦地学习文化。
通过几年的夜校补习和自修，他不仅能看懂书报，还能看出它的真伪好歹来。他最爱看中共在重庆的报纸《新华日报》，省下饭钱自己订了一份，如饥似渴地阅读。在《新华日报》的哺育下，他的思想有了觉悟，时常发表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言论，引起了厂方的注意。主管员借一次技术故障罚了余祖胜25个工，并指使工头故意刁难他。脾气倔强的余祖胜忍无可忍挥起扳手同工头对打起来。不久，主管员就借故将他无理开除。这是1944年的事，当时余祖胜才17岁，具有四年多工龄的老童工了。
同年秋，由一位姓沈的老师介绍，余祖胜考入了第二十一兵工厂附设第十一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在校期间，他结识了不少进步师生，并常常到小龙坎、沙坪坝一带接近进步人士，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抗战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就积极为内战作准备。余祖胜公开在学校作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和师生一道抵抗学校的法西斯教育制度，反对体罚学生，反对克扣学生伙食费。余祖胜的好友叶伟才同学因对校方不满，愤然离校而去。教务主任胡说：“叶伟才是一个好青年，可惜误入歧途。”余祖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题为《好同学叶伟才》的文章。校方又以小叶离校时曾得到余祖胜的帮助，要求余祖胜赔偿校服，后来则趁他患病住院，以“久旷潜逃”为名将他开除。听到消息，余祖胜气愤地赶到学校，拿出准备好的小册子请师生留言纪念。一位姓周的同学写道：“祝你离开这个樊笼，展翅高飞吧!”
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7月，余祖胜失学呆在家里整整一年。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是十分苦恼的。他曾彷徨、曾忧郁，他回忆，他愤恨。在母亲和兄嫂的安慰及照料下，他坚强地生活着，更发愤地自学，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他结交了附近许多工人、船工和农民，并以自己的经历和所见所闻写下了大量的诗歌。
1947年8月，党组织委派余祖胜再度入厂当工人，以利于工作的开展。经托人帮忙，他才在修械所找到一份钳工工作，但要有几个月的试用期。他不计较试用期待遇低，看上去比以前卖劲得多。实际上他在努力与工人建立感情，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反对为内战生产武器。他和炮弹所工人高震明(中共地下党员)一道发起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经常带来《挺进报》 让大家传阅，启发工人的斗争积极性。1948年元旦，余祖胜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正当他准备组织工人偷运物资支援解放战争时，却发生了《挺进报》事件：1948年4月1日，任达哉(军统特务，隐瞒历史混入党内)被捕，出卖了中共重庆地下党领导人许建业，并于4月4日约定老许在嘉阳茶店碰头，带领特务将老许逮捕。敌人在老许宿舍里搜出了一些党员的入党申请书，余祖胜因此于4月7日在修械所被捕。在这以前的头一天，余祖胜已觉察情况危急，将有关革命书籍进行转移。并通知一位姓谢的同志烧毁文件，注意安全。这一天，他吃过早饭仍照常上工。母亲怕他受寒，要他多穿些衣服，他搭了件毛背心离开家，就这样与母亲、兄弟永别了。余祖胜被捕后，囚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渣滓洞监狱楼二室。
在狱中，余祖胜坚贞不屈，积极参加牢笼中的特殊战斗。他受过老虎凳、鸭子浮水等酷刑，但始终不讲一字，还乐观地安慰其他难友。他爱憎分明：特务派进奸细来作耳目，他便唱起顺口溜进行奚落；难友生病，受刑致伤，他则殷切照料。
余祖胜有一双灵巧的手，被难友们誉为狱中工艺专家。他用楼板上的钉磨成小刀，收集一些废牙刷柄，雕刻出色彩斑斓的五角星、短剑和红心，送给难友们迎接胜利、迎接光明。听到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喜讯，他兴奋地在刻成的红心背面刻上“V”字，表达欢呼胜利之情。在他手中，就连小竹板也会变成精致的纪念品。他将一块竹板刻成心形，染上彤红的药水，由战友汪进仪用铁丝扭成的小链子连在小十字架上，伪装成宗教纪念品。小江利用放风机会将这个工艺品赠给另一牢室的唐弘仁作为新年礼物，他说：“小余希望你自己刻上有意义的字”。唐弘仁便在红心和十字架上分别刻上了“共产党万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英文字样，一直珍藏在身边并带出了监狱。至今，这件蕴含着战友情谊和革命者必胜信念的历史文物仍陈列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展厅里。
战斗着便是欢乐，身居“两个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的牢室，也能“乐在其中”。1949年春节下午，大部分难友都在院坝里举行“联欢会”，迎接即将到来的胜利；狱中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则集中在楼一室举行诗会，正式成立“铁窗诗社”。余祖胜是诗友之一。他和另一战友轮流在牢门外放哨，保证诗会的顺利进行。望着载舞的难友，他憧憬着到胜利的时候做一个讴歌幸福的诗人……
1949年11月27日深夜，人民解放军的炮声正在震撼着黑暗的山城，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作垂死挣扎，惨无人道的特务对被囚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敌人在白公馆大-之后，把渣滓洞的“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牢室，用机枪对着牢房扫射，然后又纵火焚烧……许多革命者仍在烈火中浴血奋战，以惊人的力量冲破牢门、穿过弹雨、推倒高墙、越过电网。结果，整个渣滓洞监狱仅15人脱险，余祖胜和200多难友一起壮烈牺牲。
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各界群众在青年馆大礼堂隆重举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大会。会场陈列着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陈然、江竹筠、余祖胜等33位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画像。刘伯承、邓小平及各界代表先后沉痛地来到烈士灵前祭奠，余祖胜的哥哥代表烈士家属向大会致词，表示要发扬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投身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以后《革命烈士诗抄》、《囚歌》等书籍相继选入了余祖胜的诗歌。
太阳倾泻在石头上，
温暖着我的身躯，
啊?这也触犯了吸血鬼的法律!
“哼!不讲羞耻!”眼珠翻滚，怒目瞪瞪。
在这人和兽混居的城堡里——
道德、法律、武力、金钱……全是吃人的野兽!
春天，是强盗们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
愤怒地站在石头上，我要回答——
总有一天，我们将站在这个城堡上，
高声宣布：太阳是我们的!
这首题为《晒太阳》的诗铿锵有力、锋芒毕露，是对黑暗旧世界的诅咒，对光明新世界的憧憬。它的作者就是小说《红岩》中余新江形象的生活原型——余祖胜。这首写于1949年3月9日的诗歌，是余祖胜19岁的作品。
1984年，重庆出版的叶挺等12位“红岩英烈”年画像中也描绘了余祖胜烈士的形象。烈士的形象和精神永在!
(湖口县民政局)
